大科学研究二战后大学科研范式的新范式.docx

大科学研究二战后大学科研范式的新范式 伟大科学（18264）是战后科学发展的一种新模式。1962年美国耶鲁大学D·普赖斯首次提出大科学的概念。普赖斯说:“由于当今的科学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水平, 我们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现代科学的大规模性, 面貌一新且强而有力, 使人们以‘大科学’一词来美誉之。”1996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年度报告中使用了“大科学”这一概念, 这表明大科学时代的正式到来。大科学是相对小科学而言, 指的是科研难度大, 需要复杂的实验仪器设备和大量科技人员参加、投入大量科研经费的大规模科技研究活动。所谓小科学则是指历史上那种以增长人类知识为主要目的, 以个人的兴趣和自由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科学。它一般不受社会干预, 至少对大学教师来说是奉行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清高”科研观。 今天, 大科学研究已经成为科学技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之一。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 大科学已逐渐成为提升国家科技水平, 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因素。由于科学研究是大学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 所以在大科学时代, 大学科研势必要遵循大科学时代的科研范式, 凸现大科学背景下的科研图景。大科学具有高度的探索性、创新性、综合性、组织性以及高度的风险性等特征。“曼哈顿”计划的实施与成功成为“大科学”到来的重要标志和“大科学”体制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一、 建立“交易区”,进行交叉研究 在大科学时代, 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比如环境问题, 就得把相当多的化学、物理、数学、系统工程、计算机科学、社会学、生物学、生态学和其他工程技术专业科学家联系起来。“曼哈顿工程”动用了15万名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科研与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2004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项目:中南大学的“高性能炭∕炭航空制动材料的制备技术”, 则集中了以黄伯云院士为首60多名材料、化学、机械、航空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因为这对于那些只精通一门专业的科学家来说, 绝对是力不从心的任务。大科学时代使单一学科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为取得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成果, 必须进行跨学科的合作, 综合利用各学科领域的优势, 展开前沿性的研究, 探索科学世界的奥秘。这就使得学科交叉成为其成功的必由之路。 传统意义上的多学科研究 (MDR) 只在形式上应对了大科学时代的这一客观要求, 即根据研究课题的多元要求, 多学科的科学家共同参与研究。但是仅仅共同参与研究是不够的, 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应从本质上开展合作, 而不是物理上的“混合”。由于学科之间划分日益狭窄, 不同学科之间的沟通很难展开, 因此, 合作就只能流于表面。真正的合作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在各个群体间思想观点、数据和设备可以来回传递的地带, 即不同学科的理论工作者、实验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相互进行观念交易的“交易区” (trading zone) 。在这个半空间化、半概念化的“交易区”内, 不同学科背景的交易方不断地交流思想, 相互启发, 通过不同专业学科的信念和行为的局部协调, 以实现各学科内在的、本质的结合, 即实现各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 (IDR) 。 大学中跨学科“交易区”的形成是实现交叉科研的关键所在。较之于多学科研究 (MDR) , 交叉科研 (IDR) 最大的特征在于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参加人员在观念上有效沟通的实现。显然, “交易区”的形成正是旨在实现在其中的不同背景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实现不同学科之间有效交流并在实质上交叉结合的“交易区”就如一个“催化室”, 不同学科的思想、信念和准则在其中混合, 但这不同于多学科研究阶段中不同科学家的简单混编, 在这里通过高度约束的谈判、沟通、相互启发和催化, 交叉科研得以实现, 本来相互分离的不同学科文化在交叉研究中形成一个整体, 以原先各学科无法达到的合力应对和解决复杂的研究课题。这里所发生的不同学科间在“交易区”的交流是交叉科研得以发挥其威力的前提。 学科严格按照其概念上的特异性被加以界定, 不同概念结构的交会是学科交叉的核心, 因而交叉科研客观要求不同学科间概念结构的共享和融合。当不同领域成员发展出共同语言用以推动一种共享概念框架的时候, 学科的界限才被完全超越, 学科交叉才能实现, 但由于发展出共同语言的困难性, 这种合作最不容易实现。而大科学项目的复杂性又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有效的沟通, 这种沟通既不能使用双方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术语, 也没有现成的第三方语言体系。为了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交易, 不同背景的实验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必须简化对各自专业工作的描述, 并以此与对方交流, 从而在“交易区”内进行有效的沟通。这种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参与人员所共同接受的简化语言的产生机制、固化过程、架构和扩展, 也是交叉研究重要的外在标志。作为进行观念、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