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与西方现代传播媒介.docxVIP

《时务报》与西方现代传播媒介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公共”话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如何将西方的话语资源与中国的实际现实结合起来, 是每个进入此话题的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既然公共领域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现象, 那么我们对于“公共性”的研究应把它放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文化下进行, 而避免由于运用西方话语资源而可能产生的化约论、意识形态论和目的论倾向1。 中国现代传播媒介的出现, 不像西方世界那样是在本土社会背景自然成长起来, 而是随着殖民的深入, 由传教士带进来。这种新鲜事物在迥异于自己本土的制度环境和历史传统的殖民嫁接中, “公共性”必会发生变异。处于转型期维新知识分子, 虽有变法维新的观念, 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方传入的现代传播媒介赋予传统的职能, 作为新的资政的途径, 成为宣传新观念的工具, 公共空间一开始就带上政治化的色彩。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下的晚清知识分子不论观念和办报实践, 一开始就和西方传媒的公共性有着差异和距离。 1895年以前, 中国知识分子只是被动地运用新式传播媒介, 而此后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知识群体主动利用此工具, 撼动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时务报》的创办不是王韬时期的被动的个人行为, 而是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群体为了某一共同的主张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行为。它灵活运用人际关系、官方的渠道以及积极开拓的民间渠道, 公共影响止于能读书识字的士大夫阶层。明确的政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