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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大》佚书辑佚 永乐的编纂是明朝张维的实践。清初，徐谦之也提出了这一建议。自那以后，李福子和全祖旺都有系统的编撰行为。但三礼馆辑录《永乐大典》佚书, 是第一次由国家力量组织并实施的, 对四库馆的设立和辑佚有直接影响, 意义重大。然学界对此尚未有全面的讨论。故草此文, 略陈拙见。 一、 礼馆设立及藏书问题 清高宗承续圣祖“阐明经学, 嘉惠万世”的政治文化取向, 补五经中《礼记》尚未修纂之缺, 及“《仪礼》、《周礼》二经, 学者以无关科举, 多未寓目”之弊, 于乾隆元年 (1736) 六月十六日颁谕, 开馆纂修《三礼》义疏卷21。至七月九日, 任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 兵部尚书甘汝来为总裁;礼部尚书杨名时, 礼部左侍郎徐元梦, 内阁学士方苞、王兰生为副总裁, 三礼馆正式设立卷22。 三礼馆设立伊始, 可资参考的《三礼》文献十分有限。纂修杭世骏 (1696—1772) 称:“条例既定, 所取资者则卫氏之书也。京师经学之书绝少。”卷首面对如此困境, 三礼馆采取了从各直省征书及充分利用内阁《三礼》藏书等措施, 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李绂《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指出了从《永乐大典》辑录《三礼》佚书的方法。其言曰:“如荆公《周礼义》, 徐健庵先生悬千金购之而不可得, 现在尚存什之二三者, 惟《永乐大典》一书。此书现存翰林院, 尽可采用。礼局初开, 誊录生监与供事书吏一无所事, 若令纂修等官于《永乐大典》中检出关系《三礼》之书, 逐一钞写, 各以类从, 重加编次, 两月即可钞完, 一月即可编定。不过三阅月, 而宋元以前《三礼》逸书, 复见于天下。”卷43 今存“收到书目档” (乾隆元年十一月□日立) , 记载有三礼馆借阅《永乐大典》的情形, 云:“ (乾隆元年十一月) 初七日收掌官常、柏领到翰林院:《永乐大典》八十六套 (每套十本) , 韵总一套 (计二本) , 共计八百六十二本……乾隆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收掌官常、柏领到翰林院:《永乐大典》六十五套零一本, 共计六百五十一本。”则从乾隆元年十一月, 三礼馆方从《永乐大典》辑录佚书, 以弥补《三礼》文献之阙如。 二、 礼馆修理与《真正实现》书的分工 三礼馆哪些馆臣负责辑录《永乐大典》佚书, 遵循何种辑录程序呢?据乾隆十九年 (1754) 奉旨开列《三礼》义疏诸臣职名, 参与其事者凡监理2人, 总裁4人, 副总裁11人, 提调7人, 纂修46人, 收掌12人, 武英殿监造3人, 共85人。据馆臣职名, 总裁、副总裁、纂修当与具体辑录佚书相关。 方苞《与鄂少保论修三礼书》言及具体纂修安排, 云:“仆始议人删三经注疏各一篇, 择其用功深者各一人, 主删一经注疏, 一人佐之, 余人分采各家之说, 交错以遍……尔时公即手书以示诸君子, 而应者甚稀。其后王学士分主《仪礼》, 甘司马主《戴记》, 更立条例, 计人数俾各纂数篇。”卷6李绂亦云:“纂修各官须将书分纂, 则易于成书。如《礼记》现派纂修五人, 既将《礼记》分为五分, 按照官资次序各纂一分。《周礼》、《仪礼》亦照人数分纂。”卷49可知三礼馆纂修原则是《三礼》分修, 一经一人主纂, 该经纂修分纂数篇。 甘汝来主纂《礼记》, 至乾隆四年 (1739) 七月去世, 《礼记》改由李绂主纂。方苞主纂《周礼》。王兰生主纂《仪礼》。因《周礼》率先成稿, 乾隆七年 (1742) , 鄂尔泰、张廷玉代方苞转奏折中云:“臣等看得《三礼》系方苞等三人纂修……《周官》先经告竣, 《仪礼》、《礼记》现有周学健、李绂办理, 亦将次成书。”此时《仪礼》主纂已易为周学健。 三礼馆纂修分工一如上考, 辑录《永乐大典》佚书的分工也应与此一致。方苞言及此点, 云:“夫《周官注疏》及《订义删翼》诸本, 皆仆所点定也。其未定者独《永乐大典》中所录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 私心窃谓庶几乎可画一矣。及各成数册, 比类而参校之, 虽大体不失而去取详略, 意见多殊。分剟属联, 措注亦异, 仆与钟君晼反复讨论, 以求其贯通, 所费日力几与特著一书等。”卷6杭世骏亦曾言:“京师经学之书绝少, 从《永乐大典》中有关于《三礼》者悉皆录出。二《礼》吾不得寓目, 《礼记》则肄业及之。”卷首知辑录佚书时, 各《礼》纂修抄录《永乐大典》中该经的诸家经说, 再由该经主纂分剟属联, 可供采录者并入义疏。 三、 《礼经会元》及书 三礼馆辑录佚书的数量, 未见确切文献记载。分纂《礼记》的杭世骏, 在《续礼记集说·自序》中曾说:“从《永乐大典》中有关于《三礼》者悉皆录出。二《礼》吾不得寓目, 《礼记》则肄业及之。《礼记外传》一书, 唐人成伯玙所撰, 海宇藏书家未之有也。然止于标列名目, 如郊社、封禅之类, 开叶文康《礼经会元》之先, 较量长乐陈氏《礼书》, 则长乐心精而辞绮矣。他无不经见之书。至元人之经疑, 迂缓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