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黄宗羲的学术影响.docxVIP

清初黄宗羲的学术影响 黄宗羲在清初的学术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是全面的、系统的。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思想家身份的研究上，而对经典的复兴和对王学科的评论则更为关注。因此，研究人员黄宗羲的面子有点虚弱。笔者认为, 清初学术有三大路数:其一, 经学复兴;其二, 理学重塑;其三, 学术史初兴。黄宗羲在这三个方面均具有十分突出的影响与地位。 一、 黄宗浚的崇实致用观 先秦以降, 在对经典的解释中, 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注释传统:一为注重语言训诂、名物考订、典章稽核的训诂之学, 如汉、唐之儒学;一为注重心性、玄理阐发的义理之学, 如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两种注疏风格在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种错落有致的螺旋状发展态势。重训诂而陷于烦琐则济之以“虚”, 以勾玄提要;讲义理而失之于臆断则补之以“实”, 以徵实不诬。清初学术界, 惩明末空疏学风之弊, 救济方法必然是证之以实, 故而出现了一股回归经学的思潮。 经学又称经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致用”。程颐即谓:“穷经, 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今世之号为穷经者, 果能达于政事专对之间乎?则其所谓穷经者, 章句之末耳, 此学者之大患也。”71王安石亦云:“经术者, 所以经世务也, 果不足以经世务, 则经术何所赖焉。” (《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但宋明理学兴起后, 经学一度被边缘化, 出现“不习六艺之文”的状况。 明清鼎革的“天崩地解”, 使清初士人经受了亡国覆家的沉痛打击, 痛定思痛, 学者们开始对明朝的灭亡进行深刻而理性的反思, 促成了对明末空疏学风的批判和对学术致用精神的回归, 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崇实致用的学风。黄宗羲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全祖望曾对黄宗羲赞赏有加: 公谓明人讲学, 袭语录之糟粕, 不以六经为根柢, 束书而从事于游谈, 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 方不为迂儒之学, 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 无以证斯理之变化, 多而不求于心, 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 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 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 康节之数学, 东莱之文献, 艮斋、止斋之经制, 水心之文章, 莫不旁推交通, 连珠合璧, 自来儒林所未有也。上册:219 黄宗羲的崇实致用意识, 源于他对社会、对真理的责任感。他说: 儒者之学, 经纬天地, 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 便廁身儒者之列, 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命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钤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 当报国之日, 则蒙然张口, 如坐云雾。世论以是潦倒泥腐, 遂使尚论者以为建功立业别是法门, 而非儒者之所与也。第十册:433 “儒者之学, 经纬天地”, 实际上揭示的是儒学的真谛。作为一种在中国文化中深具影响力的学说, 经世是儒家的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儒者以教民、训俗为职责, 可谓“经世”之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云:“古之儒者, 立身行己, 诵法先王, 务以通经适用而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一) 黄宗羲认为“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 便廁儒者之列”, 是“假其名以欺世”。学问之事当关心国计民生, 不可“当报国之日, 则蒙然张口, 如坐云雾”。因此, 他对于儒者囿于“经生之章句”的“读书穷理”说深感不满: 奈何今之言心学者, 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 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 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 惜儒林于皓首, 封己守残, 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 与纎皃细士不见短长!天崩地解, 落然无与吾事, 犹且说同道异, 自附于所谓道学者, 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第十册:645-646 全祖望道:“先生始谓: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 必证明于史籍, 而后足以应务, 元元本本, 可据可依。”中册:1059全氏之评价可谓得黄宗羲治学精神之真谛。梁启超亦有言:“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 其具体的理论, 虽然许多不适用, 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 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 大胆的独求其是。”35 黄宗羲在复兴经学方面贡献卓著。1667年, 黄宗羲在绍兴复兴“证人讲会”, 开始系统地讲述蕺山之学。1668年, 黄宗羲到达甬上讲学。五个月后, 甬上“策论之会”改为“证人之会”;同年, “证人之会”又改为“五经讲会”。翌年, 黄宗羲在讲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证人书院。从1668年到1675年, 黄宗羲主持甬上讲经会达八年之久。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称:“已而东之鄞、西之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