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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浙江的事功学与心学 南宋以后，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进入了转型阶段。这一时期里,一方面,代表中国封建中世纪后期正统思想的朱熹理学出现并逐渐确立了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两股大的具鲜明的反经学和理学倾向的革新思潮,这便是事功学与心学.事功学与心学均以浙江为主要发祥地,并一开始便在浙江形成深厚的思想与学术基础,构成南宋以后浙东学术的主流。而宋明浙东思想与学术主流的流变过程,其实也就是事功学与心学各自发展与相互融合的过程。 (一) 永磁之学及叶适、郑伯熊 南宋事功学起于浙东,最早发端于永嘉,并以永嘉、永康两地最盛。其代表有永嘉薛季宣、叶适,温州瑞安陈付良、永康陈亮等人,其中叶适和陈亮分别为永嘉事功学和永康事功学的重要代表。 南宋永嘉和永康事功学的学术思想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北宋的周行己、许景衡等“永嘉九先生”的早期永嘉之学,并且最终可以溯及二程的学术思想。北宋周行己等人所创的早期永嘉之学,是二程伊洛之学以及北宋张载等人学术在浙东的最早传播者。全祖望说:世知永嘉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则私淑也。”(《宋元学案》第三十二卷)其中,周行已的学术通过其高弟郑伯熊,对南宋事功学产生直接影响。首先,永嘉事功学的先驱人物薛季宣师承二程弟子袁溉,但又与郑伯熊兄弟为讲友。叶适曾说:“郑景望(伯熊)及薛士龙(季宣)、陈君举(付良)擅一世臧否,号为方峻”。(《水心文集》卷二十一《郑景元墓志铭》),黄宗羲则云:“乾、淳之间,永嘉学者连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指郑伯熊与其弟郑伯英为渠率。”(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全祖望补修)可见薛季宣与郑伯熊兄弟有着某种共同语言,并由于郑氏兄弟在当时永嘉之学中的号召地位,亦多少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其次,永嘉事功学的另一代表叶适及永康事功学的开创人物陈亮则与郑伯熊均有师承关系的记载。关于叶适黄百家云:“……周行已亲见伊川,得其传以归.……行己以躬行之学,得郑伯熊为之弟子,其后叶适继兴,经术文章,质有其文,其徒甚盛.”(同上卷三十二)关于陈亮,尽管全祖望说:“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宋元学案》卷五十六)但后人已有进一步辩证。如清人王梓材校定《宋元学案》时说:“龙川在太学尝与陈止斋等为芮祭酒门人。又先生《祭郑景望龙图文》称之日:‘吾郑先生,则先生亦在郑氏之门矣。”(同上,卷五十六) 要之,南宋永嘉永康之事功学,均可上接二程之学,而以周行已代表的早期永嘉之学为其提供了地方思想学术基础. 早期永嘉之学基本恪守伊洛之学,但并不刻板,而是各有变化。就周行已一派而言,其徒郑伯熊,尽管仍秉承师说,“历中外,不自陈年劳以求磨勘”(《宋元学案》卷三十二),但他的弟弟郑伯英则已有追求事功的倾向,“每慷慨论事,自谓一日得志,必欲尽洗绍圣以来弊政,复还承平之旧。”(同上)这可以说是浙东事功学的开端。可惜郑氏兄弟之著述已基本不传,因而无法详究二人的学术思想。 浙东事功学在当时思想界声势及影响极大,可以与朱熹之理学、陆九渊之心学鼎足而立,这是当时最大的三股思想潮流。如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同上,卷五十四)朱熹亦说:“陈同甫(陈亮)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响已多,家家谈王霸,……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浙东事功学各派之学说有不同之处,如全祖望指出的永嘉事功学之特点是“以经制言事功”,较注重儒学经典及道统问题,而“永康则专言事功”,即专言王霸之道与事。而永嘉之学中,叶适又与薛季宣及其弟子陈付良有所差异。但他们的学术本质上却有一共同思想特征,即主张学术与事功统一,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强调实事实功。在义理与功利的关系上主张义理与功利统一,如陈亮强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朱嘉文集》《寄陈同甫书》四),叶适则认为“……欲明大义,当求公心,……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历代名臣奏议·九七》)以事功为义理旨归。从这一主张出发,他们对朱子理学忽视功利专尚“义理”,只教学者“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朱熹《寄陈同甫书》十)的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叶适批评朱熹理学“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仍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三《汉书》);陈亮更痛斥朱熹等理学家“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龙川文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强烈谴责他们对民族国家之兴亡麻木不仁,是一批“拘文执法”、“风痹不知痛痒”的腐儒。 以上看出,浙东事功学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因而遭到朱嘉的激烈攻击,认为“浙东却专是言功利,……此意甚可忧”,“永嘉、永康之学大不成学问”。(《朱子语类》卷一二二、一二三)充分表现出朱熹对于事功学传播与影响的对立与恐惧态度。 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