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理论视角下的老舍作品中的反面人物.docxVIP

悲剧理论视角下的老舍作品中的反面人物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一郎常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对下层人民的同情的“人民艺术家”。刘绍铭说中国现代文学“涕泪飘零”，假如此言不虚，在这涕泪飘零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叙写历程中，老舍显然有重要的一笔。可正象“人民艺术家”所暗示的民间氛围与“正统”的“现实主义”之间具有时隐时现的张力，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形象与姿态似哭似笑，既悲且喜，个中深义不只一个“现实”了得。 即使老舍最具有悲悯情怀的作品中，也常有许多出离于悲剧甚至令人不禁失笑的段落；即使老舍笔下最穷凶极恶之人的毁灭，却也往往令人读来并不拍手称快，而是令人模棱两可，恍然若失。其实这样的现象早为论者查觉，但却往往仓促之下即判定为大师的笔下之失，而不愿推究其中或许另有深意存焉。赵园的观点曾经颇具代表性，她在《论小说十家》中论及老舍：“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当幽默不是从对性格的挖掘中产生，不为情节所需要，而是一种外加的佐料，‘为着笑而着笑’，他的幽默就显得肤浅”1。蕴于老舍作品中的耐人寻味之处，在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就经常这样被“正统”的理论框架简约着。 但是如果将这一现象置于一个新的理论维度下，则吊诡之处不仅得以彰现，且引人深思。 赵园认为，当老舍的“幽默遇到了冠小荷和蓝东阳一类人物的时候”，“便会足以对作品的思想意义造成损害。”1的确，他的笔端一旦遭遇到那些邪恶横生的人物，吊诡意味便挥之不去。但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在老舍的笔下虽是坏人，但却坏得不简单，他们坏得太出格，太活力洋溢，太栩栩如生，所以在老舍笔下他们得到的绝不仅仅是否定和讽刺，还有生命。 这些邪恶的人物，嘴脸变幻无穷，想像力无边无界，活力更充沛得能将任何怪诞想法身体力行。在作品中他们常常是配角，但他们是许多热闹非凡的嘉年华场面的主角，而这些嘉年华场面在老舍的世界里异常夺目。老舍赋予了他们如此伟力，对他们倾注了如此热情，以至他的否定和讽刺都显得有些暧昧，比如《四世同堂》中大赤包给读者的印象一定比韵梅深刻得多。清晰的否定和讽刺基于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和规则预设，当否定和讽刺变得暧昧不清时，成规和价值的面目也随之模糊起来。所以，如果仅仅将这些现象蔽之以老舍的笔下之失，未免过于粗略。其实，这些现象的意蕴和老舍的文学追求，有意无意间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理论维度，即闹剧的维度。正如不能用米尺测量温度，正统现实主义的维度在这里可能会失效。王德威基对所谓“闹剧”作过这样的概括：“‘闹剧’指的是一种写作形态，这一形态专门揶揄倾覆各种形式和主题上的成规，攻击预设的价值，也以夸张放肆的喜剧行动来考验观众的感受。它通常强调一连串嘉年华式狂欢的事件……闹剧行动的‘主使者’是小丑”。亦正如巴赫金所说：“拉伯雷的形象同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同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成规和定论，都是相左的”；“对中世纪笑谑文化来说，像小丑和傻瓜这样的人物是典型的”2。对反面人物的挖苦讽刺和闹剧的理念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界线，而老舍的笔触有意无意间常游走于这条界线的两侧。 《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和《四世同堂》里的大赤包是一对颇有相似之处的人物。二人都精明凶狠，泼辣彪悍。她们活力膨胀得简直不象人类。虎妞是“一个怪物，既陈旧又摩登，既是闺女又是妇人，既是女人又是男子，既是人又像野兽。”而大赤包打牌时“活象一头雌狮”，“她的肘，腕，甚至于乳房，好象都会抓牌与出张。” 虎妞象“野兽”，大赤包裸体时有“黑而大的”“毛呼呼的乳房”，临死时“象断了气的母猪”。二人的丑陋凶恶被描绘得怪诞不经，已经超越了读者对否定和讽刺的心理预期，也超越了任何现实，而简直与巴赫金在论述狂欢节的笑谑时所说的“罗马图案……以植物、动物和人的形体的奇异、荒诞和自由的组合变化而使当时的人们震惊”如出一辙。 二人的毁灭更是具有浓郁的闹剧色彩，虎妞的死被评论为有“黑色喜剧的意味”，“是老舍笔下最喧闹的死亡之一。”3她辗转床侧达两周之久，呻吟和嘶叫吓坏了所有的邻居。尽管如此，虎妞仍然对别人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最后她又乞灵于“虾蟆大仙”。两个骗子装神弄鬼，念咒烧符，一面命虎妞强吞符水，一面自己好生享用小福子买回的麻酱烧饼和酱肘子。发现虎妞生命垂危之后，立刻溜之大吉。王德威一语中的，“两个骗子使虎妞死亡的场面显得更是声色唱作俱佳”。大赤包的死亡也喧闹异常： 她的梦与现实已没有了界限。她哭，笑，打，骂，毫无冲突的可以同时并举。她是一团怒火，她的世界在火光中旋舞。” “她的怒火从新由心中燃起，烧穿了屋顶，一直烧到天空，半空中有红光结成的两个极亮的大字：所长！” 老舍对虎妞与大赤包倾注了如此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使厌恶和鄙视竟也恍然间似乎恨极生爱，于是此二人远远超越了韵梅和小福子成了老舍笔下最脍炙人口的女性形象。其实在巴赫金的论述中，“脍炙人口”所暗示的民间氛围，狂欢节式的闹剧思维是正是其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