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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登记的依据法律文书的内容与内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房屋登记部门的部分登记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例如，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的房屋登记行为一般不属于刑事诉讼的范围。但是, 该规定第二条但书部分规定:“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 也就是说, 如果房屋登记的依据与法律文书的内容不一致的, 法院可以受理。司法实践中, 对房屋登记与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一致的判断标准存在争议, 这也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但书中“法律文书的内容”应作严格解释, 仅限于法律文书主文的直接表述和明确内容, 不应作任何推理和延伸;第二种观点认为, 对法律文书全部内容解读后, 进行合理逻辑推理后得出的结论亦可作为房屋登记机构的登记依据。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合理, 行政机构的登记依据应当是直接明确的内容, 通过推理、解读所得出的结论, 不能作为登记依据。明确这一观点, 有助于明晰此类不可诉房产登记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 有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一、 赋予法院对争议的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以列举方式规定了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种情形, 其中明确列举了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因为房屋登记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办理的房屋登记行为是一种准司法行为, 准司法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同时, 该条款规定了不予受理的例外, 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除外。 根据本条司法解释的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的, 应属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例外;受理之后法院审查认为登记确系以法院法律文书为根据, 则法院受理后经审查裁定驳回起诉。申言之, 本条司法解释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为受理之例外, 目的指向仅为审慎限制诉权并为利害关系人最大限度实现诉权提供最大可能性, 而利害关系人是否真正实际享有该项诉权以法院审查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是否一致为诉权标准和权利边界。 在审理此类房屋行政登记案件中, 法院对于房屋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是否确系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所为, 以及判断行政登记行为是否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 极易产生分歧, 导致不同法院因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同案不同判问题突出, 使房屋登记案件裁判错误或不当的几率增高, 影响了行政机关登记行为的公示、公信效力。 二、 文书内容之规定 本条司法解释的但书部分对于“登记与有关文书内容不一致”未作出明确界定。以法院判决文书为例, 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中面临对“法院法律文书内容”的界定问题, 即文书内容是否包括对某组证据的认证意见、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据, 是否涵盖“本院认为”之论证说理部分, 抑或还包含判决主文的明确表述。鉴于汉字解释可能产生的断章取义、理解分歧和法律逻辑推导不周严的可能性, 加之诉权作为相对人最基本之刚性权利的重要性, 笔者主张法院在对房屋登记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进行审查时, 对“有关文书内容”仅应理解为判决主文的明确表述, 即对于诉权剥夺采取审慎适用、严格审查原则, 避免因对法律文书弹性解读导致的可诉性审查标准不统一, 而使不可诉范围扩大。 三、 法院对撤销王英伟42号不动产撤销行为应否定性 本案例中行政机关所根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为 (2010) 双流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书, 根据该判决书的主文部分内容, 行政机关在行政行为中收集证据能力的缺失、撰写决定书的书写技能的不足以及行政行为作出的程序违法都将导致该具体行政行为被撤销。撤销187号决定的直接法律后果为王英伟持有的64号房产证的效力处于未被注销之法律状态, 双流房管局在收集补齐事实证据、完整引用法条且完善送达程序后同样存在再次注销王英伟所持有的64号房产证的可能性。故, 双流房管局对王英伟房产证的注销或者对王践房产证的注销行为都属于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都应当具有可诉性。 然而, 双流房管局根据上述52号行政判决书进行逻辑推理, 简单得出的逻辑结论却为法院对《关于注销王英伟64号房产证》的187号决定之否定性撤销, 即意味着对王英伟64号房产证的支持, 则作出撤销王践488号房产证的123号决定。作出的123号决定的理由仅为“根据”上述52号行政判决书, 这里的“根据”不是由判决主文的直接规定, 而是对生效判决进行存有法律逻辑漏洞的推导衍生。如果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理由将行政机关对法院法律文书进行逻辑推导所作的行政行为纳入不具有可诉性的行政行为之范畴, 将是较为严重且影响广泛的司法审查缺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登记与有关文书不一致的, 应属不予受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