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与市场分割：《劳动合同法》长期影响的异质性研究.docxVIP

? ? 政策执行与市场分割 《劳动合同法》长期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 ■李 丁 张耀军 巫锡炜 余丹林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2015年数据，综合群组比较和时期分析，考察了中国2008年《劳动合同法》对不同类型非农受雇者劳动合同签订、收入和工作时长的长期影响，以图理解制度变迁和政策执行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合同法》实施当年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提高，但因政策执行力度下降，合同签订率随后有所回落，其后再缓慢上升或稳定；《劳动合同法》实施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主要劳动力市场合同签订率较高，增长较快且不易回落，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增长相对缓慢；不同群体在合同签订方面的差距一度有所扩大，回落后仍始终存在。执行力度差异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结构等社会结构为政策制度的异质性影响提供了解释。 制度变迁及其影响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论题，劳动规制（regulation of labor/employment）变迁就是其中之一。劳动相关法规（如社会保障法、雇佣法、集体关系法）是各国政府保护劳动者权益，避免市场失灵，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Botero，etc.，2003）。改革开放后，中国凭借劳动力廉价等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相当长时间内对劳动者的保护有限（常凯、邱婕，2011；杨宜勇、邢伟，2008；Li and Freeman，2015）。中国在2008年1月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以调节劳资关系，促进劳资和谐。该法引入无固定期限合同，推行社会保险，限定劳务派遣比例，试图给予劳动者更多保护（常凯，2013；常凯、邱婕，2011；董保华，2007a；董文军，2008；王美艳，2018）。法律出台后，一些人认为新法将制约企业的自由，加大资本负担，削弱中国竞争优势，某些部分甚至有违法理和市场经济规律（董保华，2007b；卢现祥、罗小芳，2009）。该法出台不久，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稳增长、保就业成为政府经济工作重点。人们对国家和地方能否保持《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王俊秀、刘梦泽，2010；Li and Freeman，2015）。 我国劳动规制模式也使得《劳动合同法》的效果更依赖政府政策执行力度。劳动规制有四种举措：其一，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和禁止歧视等基线规定；其二，通过提高加班工资和解雇成本等方式框定劳动关系选项；其三，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帮助劳动者应对失业、疾病、衰老、死亡等风险；其四，通过支持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斗争来维护劳动者权益（Botero，etc.，2003）。中国在进行劳动规制时主要强调前三种规制方式，注重对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对工人通过组织化及集体谈判争取权益的做法持谨慎态度（常凯，2013）。《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法院和劳动行政及调解部门对劳工诉求的回应性提高了，劳动争议案件短期内快速增加（常凯、邱婕，2011），但其他决定劳资地位的制度和结构性因素改变不大。资本依然强势（雷佑新、雷红，2005；杨建华、张秀梅，2009），工会的实质作用仍被质疑（卿石松、刘明巍，2014），工人罢工、游行、组织工会的限制仍然较多，劳工群体组织化水平不高。由于劳动监管部门的资源和注意力是有限的，大企业及体制内就业单位更易被民众和执法部门关注（Almeida and Carneiro，2011），劳动合同签订率更高，其他数量巨大的体制外中小企业落实起来则相对困难。因此，考虑到政策执行过程和外部环境因素挑战的影响，《劳动合同法》能否持续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并增进受雇者福利，制度变迁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汇总截面数据估算《劳动合同法》出台前后十年内我国不同类型非农受雇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签订、收入水平及加班劳动情况，以此探索制度变革对社会不平等的异质性影响。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和梳理既有关于《劳动合同法》实施效果的研究；第二部分试图建立制度变迁异质性影响的解释框架；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及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第四部分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群体劳动合同签订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劳动合同的保护效果的群体差异；最后总结和讨论制度变迁对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一般影响机制和模式问题。 一、文献综述 关于劳动力市场规制，不少研究以国家、企业、地区为单位分析了劳动规制模式或执法强度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工权益、企业发展和效率等多个方面的影响（Almeida and Carneiro，2009，2011；Amin，2007；Ulyssea，2010）。一些研究讨论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规制（主要是最低工资制度，2008年《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