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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代苗疆与民族 清代“苗族新疆”与中原的关系不仅属于民俗学研究的范畴，也与民族历史密切相关。它不仅包含我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而且包含我国历史上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苗疆”民族与封建中央王朝的关系,以及对封建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政治制度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科研课题。本文拟就“苗疆”的概念及其与中原关系的认识,“苗疆”民族的融合与“苗疆”民族族源的问题,清朝在“苗疆”推行“改土归流”与镇压苗族人民,历史上(主要是清代)苗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诸问题,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并与冕堂同志商榷(黄冕堂同志《略论清代苗疆地区与中原的关系》,见《文史哲》一九八〇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关系》)。 一、 清代“苗疆”是指“川黔”,还是“苗疆” “苗”,在明清的文献上有作为苗族专称的,也有作为贵州甚至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泛称的,或者在少数民族专称后面加上一个“苗”字,例如“侗苗”、“车寨苗”、“仲家苗”、“水家苗”等等。就是苗族本身的名称在文献上也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例如“红苗”、“黑苗”、“花苗”、“长裙苗”、“短裙苗”、“高坡苗”等等。解放后,“苗”才正式成为苗族的专称,而其他民族也分别使用自己的专称。所以关于用“苗”作为泛称以及对苗族的不同称呼都已成为历史了,但是至今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籍里仍有沿用历史上那些不确切或不恰当的称呼,以致造成了一些混乱,因此,我们在阐述“苗疆”概念时,不能不先说明这个问题。“苗疆”一词,主要出自清代文献。“苗疆”也有专称和泛称之别。泛称就是把南方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区通称为“苗疆”,这是和“苗”的泛称有密切关系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党的民族政策的精神,本文不能也不应该采用泛称。专称就是指苗族聚居区而言,本文从正本清源出发,一律采用专称。清代不但有“苗疆”之称,而且还有专门以“苗疆”为命题的著作和舆图。如《苗疆纪事》、《苗疆考》、《边省苗疆事宜论》、《推广苗疆缉捕事宜》、《苗疆闻见录稿》、《平定苗疆战图》等等,不下数十种。据清嘉庆廿五年出版的《苗防备览》说:湖南的“苗疆”为凤凰、永绥、乾州三厅和永顺、保靖二县的千七十余个苗寨。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由于黔东北铜仁的一部分地区以及松桃等地,也是苗族聚居区,并与湘西连界,所以,有的文献把上述地区连起来称为“苗疆”,这也是可以的。至于黔东南“苗疆”,据清光绪四年出版的《苗疆闻见录稿》所说,即为镇远府、施秉县、黄平州、八寨厅、丹江厅、都江厅、黎平府、古州厅等。其中虽然包括了部分侗族和水族聚居区,但也包括了黔东南苗族主要聚居区,所以,这个说法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有些文献把黔东南“苗疆”说成是所谓“生苗”聚居的古州、丹江、都江、清江、八寨、台拱等六厅,这虽然把范围缩小了一些,但这些地区属于“苗疆”是不错的。总之,清代“苗疆”是指湘西、黔东北和黔东南这两个苗族主要聚居区。就是在清代以前的历史上,如果要把苗族聚居区叫做“苗疆”的话,也离不开这两片地区。这就是说,本文所指的“苗疆”,是沿用清代文献上的称呼。但不沿用泛称,“苗疆”与西南边疆是有区别的;又不是指苗族所有居住地区,因为苗族分布在我国南方的七个省,其中有较大的聚居区,有小片的聚居区,还有杂居区、散居区。按文献记载,结合苗族分布的实际情况,把黔东南和湘西、黔东北这两片聚居区称为“苗疆”,作为历史上的称呼是可以的,如果确切的说,主要是这两片的部分地区。 《论关系》一文说:“历史上的苗疆是指以川黔为主,包括湘西、桂北和滇东的苗民居住较多的地区。”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不管是什么朝代,四川都不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区。虽然川南和川东(川东秀山县部分地区,由于它与湘西、黔东北连界,有的文献把它连起来称为“苗疆”,这是可以的。)有一些苗族居住,但人数不多,主要是与其他民族杂居。至于把整个四川列为“苗疆”,说什么“苗疆”是以“川黔为主”,这就更不恰当了。滇东北也是一样,历史上是彝族居住人数较多,苗族进入这个地区后都是交错杂居,属于彝族土司统治,将其列入“苗疆”也是不恰当的。《论关系》一文所说四川的大小金川,云南的镇源等地,不仅与“苗疆”无关,而且与苗族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无根据地扩大一个民族的聚居区,并呼之曰“疆”,这对于我国的民族关系无疑是会带来许多消极因素的,是不妥当的。 关于“苗疆”与中原的关系,我们认为,不但有着历时数千年的广泛的传统关系,而且“苗疆”自古就属于中国的版图,是整个统一的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苗族及其先民很早就居住在五溪地区,其中包括了被清代称之为“苗疆”的湘西、黔东北和黔东南两大片苗族聚居区。五溪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建立了行政区划,设置了郡县。如秦代设立黔中郡,汉代改为武陵郡,同时还设有牂牁郡。南北朝时期,五溪地区的郡县虽有时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