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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影视化浅析 豫剧影视化是新媒体发展以来，伴随传播方式的革新和观众需求的改变产生的，传统戏剧与影视媒介相结合的艺术现象。本文通过整理豫剧影视化现状、归纳成功作品的审美特征，以寻找其破冰前行的方略。 豫剧影视化；审美特征；传承；戏曲产业链 豫剧发祥于河南开封及周边地区，由河南梆子演变而来，主要流行于黄河、淮河流域。豫剧是中国最大的地方剧种，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娱乐方式。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生活节奏加快，电视和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不断涌现，戏台戏院的传播形式和传统表演内容不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豫剧观演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越发明显。 2006年，豫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它的保护和传承已不容忽视。然而，任何一种艺术都无法脱离赖以生存的群众土壤而孤立存在。据笔者亲身经历，去剧院观看豫剧的观众中鲜有年轻人，过去豫剧团街头卖艺的表演形式已然踪迹难寻，当下豫剧表演以露天戏场为主，往往夹杂在丧嫁场合的暖场表演中。20世纪著名的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也即生存”的学说，“非常强调媒体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由此而发生的一整套生存方式的改变。”[1]现今，人们的生存方式已然改变，豫剧若想保持生机和活力，必须要寻求更广泛的传播方式、培养新生代观众。在这种情况下，豫剧影视作品逐日增多，并且形成了豫剧影视化现象。 一、豫剧影视化的现状 其实，戏曲与电影早在我国电影萌芽之初，就存在密切的关联。1905年，中国首部无声电影所拍摄的就是京剧《定军山》片段，而1931年拍摄的中国首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也穿插了京剧《玉堂春》、《穆柯寨》的唱段。此后，京剧电影《生死恨》、越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戏曲电影相继出现。彼时，戏曲作为最具备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被很多电影人移植和借鉴。广大观众对于不用买昂贵的戏票，就能看名角儿表演的戏曲电影亦十分热衷。“1956-1963年每年戏曲片产量都在9-13部，而当时艺术片产量每年不过50部左右，当时的戏曲片以它迥异而独特的艺术魅力独领风骚，吸引大批的电影现众。”[2]可以说，中国戏曲与中国电影同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作为重要的娱乐活动，一直以来，都存在互相融入、相互借鉴的客观条件。 豫剧与电影的结合，较京剧、越剧稍晚，却后来者居上。在中国电影“百花齐放”方针的引领下，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了首部豫剧电影《花木兰》，1954年江南电影制片厂（马金凤主演，崔嵬改编）、1958年河南电影制片厂（胡小凤主演）先后出品了《穆桂英挂帅》，1961年由淮北梆子名家顾锡轩主演的戏曲片《寇准背靴》，都得到了当时市场的肯定。到了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豫剧电影《朝阳沟》，因为贴合时代脉搏、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画面与声腔皆美，一经上映就红透了大江南北，并且被京剧、吕剧、评剧等其他剧种改编搬演。电影中主次人物的大小唱段，均被全国观众耳熟能详，被誉为“永远的《朝阳沟》”，成为豫剧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到了1976年后的新戏曲繁荣阶段，豫剧戏曲片和豫剧电影更是层出不穷，比如1980年上映的《包青天》，1981年获得第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七品芝麻官》，1982年马金凤主演的《花打朝》（又名《七奶奶》），1985年杨兰春执导的《花枪缘》，1987年上映的《倒霉大叔的婚事》，1999年上映的《我爱我爹》等。正是因为早期优秀豫剧电影的热映，使人们“记住了豫剧，使豫剧的传播扩散更为广泛而深入”[3]，为豫剧传承发展和豫剧影视化打下了坚实的观众基础。 20世纪以来，豫剧电影作品的主题以取材于老百姓生活的现代戏和改编传统剧目为主。如2002年上映的《乡村警官》，2003年上映的《幸运十点钟》，2004年上映的《我爱我孙》，2007年上映的《村官李天成》、《五世请缨》，和获得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延续《七品芝麻官》中唐知县故事的《七品知县卖红薯》，2008年拍摄的《桃花庵》，2010年出品的《程婴救孤》，2011年上映的《清风亭》、《三哭殿》，2012年如井喷般出现的电影《七品青莲》、《柳迎春》、《打金枝》、《铡刀下的红梅》、《电影儿女》、《尘封的军功章》等。到了2013年，豫剧电影热潮依然持续，有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天职》、《县委书记焦裕禄》，有讲述历史故事的《大脚皇后》，有宣传伦理道德的《新麻风女》和《三子争父》等。2014年，河南各地方政府和影视公司，依然新作不断，如《敬老院的故事》、《香魂塘畔的香魂女》等。2015年，豫剧电影除了保持产量质量，上映《倒霉大叔的新事》、《七品知县进道观》、《家有贤妻》、《山娃》之类的电影以外，还运用了影视新技术，推出首部戏曲3D电影《苏武牧羊》。截至2017年3月，豫剧电影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