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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犯罪的发生 一、 情境预防及其提出 从犯罪产生的微观过程来看，犯罪的发生是由三个因素结合的产物：犯罪人格、犯罪前情况和社会反应。简单地说,犯罪就是具有一定犯罪人格的人在一定情境下实施的行为,这种行为受到社会的负面评价,尤其是受到刑法的负面评价。 犯罪人格是个体所具有的反社会心理和行为倾向,它是犯罪发生的基础。罪前情境则是个体所面临的直接促使其形成犯罪动机和将这种动机转化为侵害行为的外在形势。一个人仅具有犯罪人格还不一定会实施犯罪,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多数情况下人们会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来决定是否实施一个行为。当实施犯罪的条件不具备时,例如实施难度大、风险高,那么行为人一般会选择停止犯罪;相反,如果外界环境十分有利于作案,那么行为人很容易受此刺激而选择实施犯罪。 根据犯罪生成的这种过程,犯罪预防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进行犯罪人格改造,使具有犯罪倾向和心理的人消除犯罪人格;二是直接通过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营造一种不利于犯罪的环境从而减少犯罪的发生。这就是情境预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由于人格改造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与此相比,情境预防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效果性,因此情境预防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泛的重视。 情境预防最早由Tizard、Scnchlair和Clarke几位犯罪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以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日常活动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以及环境犯罪学理论(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为理论基础,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犯罪预防理论体系。 情境预防的思路是,通过人为地设计、调整来提高犯罪难度,提高犯罪风险,降低犯罪回报,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相应的,情境预防的具体措施有很多,如目标加固、目标转移、邻里守望、社区警务等等。 二、 职务犯罪发生的情境因素 我国职务犯罪有其独特的原因和特点,其中一些是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情境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控制、调整这些致罪因素,使职务犯罪的情境预防成为可能。 1. 腐败侵蚀了阿部机会的地位 有权力的地方,就可能滋生腐败,当权力过于集中,就更容易滋生腐败。很多落马的贪官一开始并不贪,而且是远近闻名的“清官”,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进攻?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手握权柄,很多人发现自己实行职务犯罪原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动动嘴皮子、批批纸条子,上亿的资金可以随其任意动用。工作人员处理公务不是依法律办事,也不是依文件办事,而是依领导批示的纸条子办事。腐败往往就是在这种毫不费周折的环境下产生的。 权力过大也使得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者络绎不绝,他们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展开攻势。时间长了,官员们也就心照不宣。有很多官员就是在这种被别人吹着捧着的环境下,“不得已”走上了犯罪道路。 2. 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 首先,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会导致犯罪风险小,从而形成有利于职务犯罪发生的情境。在权力受到较好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当权者更能小心谨慎行使职权,因为一旦有所纰漏就会被公之于众。但是我国目前对权力的监督显然是乏力的。以举报制度为例,虽然我国也有一些规范举报、保护举报人的规定,但是还远远不够,举报人受到报复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其次,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也降低了犯罪难度。当权力受到制约时,滥用权力的难度是很高的。新闻媒体曾报道贵州某村的“五合章”制度,就是权力制约的一种朴素体现。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分别由5名村民代表各管一瓣,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章,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谎报开销的腐败行为。因为报销开支不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5个人共同决定。除非5人串通一气,否则贪污很难发生。但是就我国整体状况而言,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很少见的。很多官员仍然可以凭一枝笔、一张嘴决定一切事务。对他们而言,滥用职权简直易如反掌。 3. “窃钩者剥削,窃国者侯”:职务犯罪的现实困境 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人在犯罪问题上也是会进行经济评价的理性动物。职务犯罪低成本、高回报的现实情况使他们在考虑是否进行犯罪行为的问题上很容易选择实施犯罪。古今中外都存在这样一种残酷的社会现实:社会底层人员为了生存不得已实施了犯罪,一旦被抓获动辄课以重刑;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的人追求糜烂奢侈的生活实施犯罪,即使败露了也不过几年徒刑,但他们的犯罪收益却高得惊人。例如盗窃罪和贪污罪。实施盗窃行为的,2 000元(按全国最高标准)就构成犯罪;而同样是窃取国家财产的贪污行为,一般却要5 000元才构成犯罪。为什么辜负了人民重托、亵渎了国家职责的工作人员能享受更多的保护?职务犯罪相比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