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朱熹的教育思想.docVIP

浅论朱熹的教育思想 汉语言文学(师范)吴朱熹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哲学家，也是重要的教育家。他热衷于教育活动，积极从事教育活动约五十年。即使在从政期间也不曾间断。他长期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 一、教育目的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符合儒学原则的有道德的人，即“明人伦”的人。他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说到:“福州之学在东南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以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长老忧之，而不能有以救也。”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他认为原因在于“圣学之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1]，那么，此处所谓“本”又所指何物呢,朱熹对此的解释是:“熹闻之候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义反本，以遵先王教学之遗意”[2]，由此可以看出，“遵先王之意”和“明义反本”便是其所谓之“本”，也即教育的根本和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要以“明人伦为本”。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是以圣王之教，因其固有，还以道之，使不忘乎其初。”[3]“明五伦”即明封建道德伦理规范和宗法等级制度，在这个目的的指导下，朱熹进一步提出了应培养怎样的人才类型，即要培养自觉恪守封建纲常等级制度的“醇儒”。 在培养“醇儒”的基础上，朱熹按照个体差异，提出了不同的培养目标。他首先划分了人性，认为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指出“天地之性，不可形容，不须赞叹，只得将它骨子实头处说出来，乃于言性为有功。故熹只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4]，而气质之性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的，同时，“气”又具有“清”、“浊”、“偏”、“正”等特性，进而，朱熹得出了“四等者”的结论:“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或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渣滓者，则虽未免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也;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息不同，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无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5]他指出，要成为圣人，必须要通过学习，从而提出了他“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学”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要使人立志，他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底事尽，今做到圣贤，止是恰好，又不是过外”[6]。 二、教育阶段 朱熹认为，教育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教育阶段。也即小学和大学二类学校。他将8到15岁划分为小学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他认为小学是基础。想要培养人才，便要从儿童时期抓起，从具体生活细节入手，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之习，并且要加强练习，使之从小便养成合乎“孝悌诚敬”的封建道德行为习惯，为大学的学习夯实基础。而大学，朱熹认为应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究。大学主要教育如何探究穷理的功夫，着重讲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从而使学生在道德修养和学识上由更深的造诣。朱熹关于教育阶段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创见，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要重视儿童教育 朱熹在《小学题记》中指出:“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也就是说，如果儿童时期便灌之以封建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那么，儿童就会随时间推移养成合乎封建社会要求的思想习惯。这一阶段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是人“打胚模”的阶段，“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便只理会穷理致知的功夫，而今自小失了，更补填实是难。”[7]于是朱熹又提出了“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格不胜患也。”[8]即要重视对儿童的道德教育，在知识才干的增长的同时，思想到的品质同步发展。同时，朱熹还编写了《小学》，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还有专为蒙童编写的《蒙童须知》和《训蒙诗》等，这些在我国古代教材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后世也影响巨大。 (二)、强调小学与大学之间的连贯性 朱熹不光注重学习阶段的划分，又充分考虑到了二者的连贯性。这是他教育思想的进步之处。他在《小学辑说》明确指出:“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