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体质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docx

中医体质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003年，中医药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受中国中医药委托，根据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协商会关于《书法》的综合文章，作者介绍了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协商会多种关于中医药的成就。 1 基础医学 1.1 中医药防病治病的实践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等从理论构建、基础实验、临床运用等方面提出了中医体质学概念、原理和研究范畴, 论述了7种体质分类方法和体质的生理病理、体质与病证的关系。中国中医研究院潘桂娟认为, “文化自觉”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基础, 也是中医学理论继承与发展的关键。只有通过文化自觉, 才能把握和贯通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所在, 才能掌握并运用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思维方法, 沿着中医学的自身规律来全面阐发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内涵, 分析和解决临床现实问题, 把中医药防病治病的实践向前推进。通过对现实问题研究结果的总结, 提高到理性、理论高度, 发现规律性, 实现中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变革。北京中医药大学张其成认为, 中医“气-阴阳-五行”模型是一个虚性思维模型, 是一个超形态的功能性、关系性模型, 是动态的相对性、互换性模型, 是理想化的整体性、模糊性模型, 是自相似性、自组织性模型。这一模型与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的部分原理或原则相吻合。但这一模型也具有不能定量、各层次之间关系不足、带有主观臆测色彩等特点。湖南中医学院严洁等在国内率先提出“经脉-脏腑肽能神经相关”假说。采用多指标、多节段等观察方法及现代实验技术对这一假说进行了系列论证性研究。天津中医药研究院张大宁根据传统的“心肾相交”理论, 提出“心-肾轴心系统学说”, 将中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调节系统予以有机的结合, 并指导临床实践。陕西中医学院邢玉瑞从发生学角度追溯了元气阴阳学说的形成, 并且分析了它的形成与传统文化中生殖崇拜的密切关系, 认为元阴、元阳不能单纯理解为功能性概念, 而应该是物质与功能的统一体。日本学者斋藤宗则认为, 《内经》中“至阴”一词的几种含义可分为“土”和“水”两个系统, 是坤象和坎象的体现, “至阴之类”也是坤象的一种表现方法。坤象的“水”系统为先天为肾, “土”系统为后天为脾, 此乃坤象先天、后天之体现。 1.2 中医主体地位的提升 广西中医学院刘力红认为, 要对中医做出一个大致符合历史的、正确的基本认识, 当前最急需解决的就是对中医实证问题的认识。提出中医实证过程的取值标准应该由中医的内涵来确定。西医是向外用功, 因此西医的实证手段能够与现代科技的发展水平保持一致。中医是向内用功, 是通过主体直接去认知和把握对象, 只有主体的高水平, 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中医。由于影响主体的因素太多, 主体所能把握到的中医水平, 与中医认知的真实境界完全有可能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张航向等分析了中医学面临严峻挑战的三方面原因, 即中医学自身存在继承不够和鲜有创新、中医西医间缺乏对话、世界医学发展潮流的影响, 认为中药是中西医结合的突破口。北京中医药大学金光亮基于基因组学及蛋白质组学等新学科的发展, 论证了证候基因组学、证候蛋白质组学的概念、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目标, 分析和讨论了其研究难点及解决措施, 概述了该领域的研究进展。贵阳中医学院周学智认为医学创新要重视创造技法, 罗列了组合法、逆向创造法、变元法、列举法、强制关联法、联想法、移植法、类比法等, 并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1.3 发展树立对中医学术理性的认识 河南中医学院李成文分析了宋金元时期促进中医学发展的因素, 如政府对医药的关注、战争及社会的需求、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学术环境宽松、运气学说及理学的影响、《局方》盛行、开放式的医药交流, 影响中医学发展的因素如理学、运气学说、儒医、辨证论治、滥用香燥药与局方、战争, 认为此期是中医学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基础理论与临床医学的发展与创新对明清医学的发展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福建中医学院杜建通过回顾提出芳香疗法肇端于先秦, 形成于汉晋, 隋唐以来中外交流为其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代总结了具体治法, 至清代吴师机《理瀹骈文》问世, 芳香疗法有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现代的国际交流和临床探索表明芳香疗法实践和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 芳香疗法应用有了新的拓展。 1.4 《伤寒杂病论》在六朝的流传 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借助近年日本发现的《小品方》残卷及梁·阮孝绪《七录》, 分析了《秘阁四部书目录》的作者以及陈延之的时代, 考证了《辨伤寒》、《杂病方》的流传, 探清了《伤寒杂病论》在六朝流传之奥秘。钱超尘还对成无己故乡聊摄何时陷入金国、成氏入金后居于何地、《伤寒论注解》及《伤寒明理论》何时撰成、何时刊刻、成无己生卒之年为何, 元版《伤寒论注解》有何特征、李盛铎为何能得此书、该书何时从日本流入中国、今藏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