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律的历史流变与现代传承.docxVIP

钟律的历史流变与现代传承 “律”与“道”:国乐学术的核心阐述 钟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的乐器和乐器，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其编列与堵肆是统治者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 对于其制作和使用就格外被看重。在《国语·冬官》中保留下来的先秦时期手工艺专著《考工记》记载了甬钟制作的详细技术。其间叙述的甬钟之形制规格, 音高之调定的理论, 内容丰富细致。可见这种制作技术颇为复杂的礼乐器, 此前已经历过漫长历史时期的磨砺, 而形成了具有系统性的手工艺理论。这也使人感到, 钟这种礼乐重器有着不容替代的文化地位。徐忠明认为:“律是‘万事根本’, 是指律乃宇宙秩序的绝对原则, 也就是道, 这意味着律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 因此, 当“律”与先秦礼乐重器“钟”相结合, 产生“钟律”概念时, 体现“宇宙秩序的绝对原则”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便得到了张扬。而其间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尚有待揭示。笔者的思考, 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动议下产生的。 一、 量音实践的理性化—“钟律”概念的两个理论维度 在中国古代律学史上, “钟律”这个概念较为复杂。由于时代的不同, 它的名实关系有着不同含义。笔者在将中国古代律学进行应用律学体系和理论律学体系的划分的过程中, 才注意到了“钟律”概念的这种区别, 并将其阐释出来。 应用律学体系中的“钟律”概念是对于先秦乐钟调音实践规律的理论总结。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古代乐工和当代音乐学家探求上古编钟音乐实践的音响规律。它在上古时期并未被明确指称。所谓“钟律调自上古” (《史记·律书》) , “古之为钟律者, 以耳齐其声” (《后汉书律历上志二注四》引蔡邕《月令章句》) , 这种具有应用律学含义的归纳, 也不过是汉以后学者的说法。 音乐实践意义上的钟律概念, 实际是今人赋予的。曾侯乙墓编钟出土以后, 已故音乐学家黄翔鹏曾根据对曾侯乙墓编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逐步明确了应用律学体系中“钟律”这一概念。1979年2月黄翔鹏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所作“先秦钟律的两种律制源流”的专题报告当视作现代“钟律”概念的正式提出。38以后在其发表于1983年的《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中的作用》这篇学术论文中, 他讨论了上古时期“钟律”理论的存在, 并指出这一理论由于“秦火”而失传。还明确地指出“‘钟律’所用的音阶, 既非单纯产生自三分损益律的结构, 也非单纯产生自纯律的结构。……先秦钟律并非单一的律制, 而是一种以管子生律法为基础的复合律制”39。黄翔鹏通过对曾侯乙墓编钟测音材料和铭文的研究, 以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感悟到“曾侯钟律是一种实践体系”, 并从学理上触到了这种实践体系的根本:经验性的頫曾三度调音技术和五度调音技术, 也即一弦三等分和五等分的量音技术。惟其囿于后世理论律学的律制观念, 寻求曾侯乙编钟时代律制意义上的“钟律”理论, 并断然认为这种实际存在过的理论失于“秦火”, 似并不能够圆满。因此引起了学界的争鸣。比较值得重视的不同意见是陈应时在《评“复合律制”》一文中指出的:“我认为如果把‘复合律制’作为一种律学理论上的发明, 这完全可以;但要把它作为一种对中国古代律学的‘发现’, 这经不起理论上的推敲, 也经不起实践上的检验, 故而是行不通的。”这里“发明”一词与“发现”一词较为准确地判定了黄翔鹏理论思维的不足之处。因为, 从历史的逻辑来看, 曾侯乙编钟钟铭所载的頫曾律名体系还是经验层面的量音技术概括。今人用后世理论律学的律制理论成果去研究解读曾侯乙编钟所达到的科学水平, 应当没有异议。黄翔鹏的创新性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取得的。而曾侯乙编钟反映出量音实践经验所达到的理性化程度, 还没有能够形成律制体系的理论层次。因此, 黄先生的判断与律学学术史的历史实际尚存有一定误差。 从音乐实践的角度来看, 应用律学界域的“钟律”对于先秦编悬类乐钟的调谐, 或可称作量音实践的理论基础是音响世界的自然规律——谐音理论。量音实践的操作, 当以战国时楚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均钟”为证。以均钟量音, 基本上应看作是对弦上2、3、4、5、6号低次谐音音程的选择。从殷商青铜编悬乐钟到曾侯乙墓编钟的大量测音资料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规律的存在。先秦时期是应用律学体系中的“钟律”理论滥觞发展的高峰时期。一钟双音规律的出现、编钟阶名理论与一弦等分取音的合乎逻辑的对应关系、编悬乐钟的制作技术等均能够反映出这种辉煌的所在。进入中古时期以来, 应用律学体系的“钟律”理论淡出。而此时的“钟律”已是理论律学范畴中具有体系意义的概念了。 理论律学范畴内的“钟律”的概念, 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文化内涵, 其内容又与理论律学范畴的传统律制观念相联系, 从而形成了具有更多社会文化内涵的特色。 理论律学体系内的“钟律”概念同样并未在上古时期出现。其时只是孕育了构成后世“钟律”概念诸多天文学、社会学、音响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