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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的传统与现代意义 关于古代法律思想的起源，学术界主要关注徐慎的“以法为刑”，强调“以刑与法”的关系。但是《礼记·乐记》说:“礼、乐、政、刑,其极一也。”“一”者,即“一”之以“礼”。后世所谓政、法甚至兵、刑,在春秋以上都涵摄在以“礼”为核心的国家法度中。礼起源于氏族习惯,其中包含了人们的生活习俗、交往规则和宗教信仰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尚书·舜典》(在今文中合于《尧典》)曰:“望秩于山川”,“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归,格于艺祖,用特。”(《尚书·舜典》)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礼通过祭祀发展为“吉凶军嘉宾”之“五礼”,对社会关系主要方面都加以调整。这其中礼还规定了不同身份人们的行为规范,以及由此而来各自权利义务的区分。礼具备上述特点,在西周形成定型化的礼制,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根本大法。“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兵刑合一之“刑”以罚罪性来保障礼的贯彻实施。礼法的规范性表现为遵循自然秩序的“同律度量衡”,其本质是源于自然血缘关系的宗法伦理规范,反映了西周在国家形态上保留氏族制的特点。东周以降,礼制逐渐崩坏,礼法思想散为诸子之学,其中犹以儒家的努力,使得礼法的精神和价值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一 “礼法”的确立—同律度量衡 礼法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安排,是以对自然秩序的模仿建立人间秩序,通过“同律度量衡”完成的。“律度量衡”最初是由祭祀而来的法天之则,它以“协时月”、通过“算数”的精确计算表达一种自然的原理和规范,“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P956)当其被引入人间社会用来厘定社会关系,就有了规范遵循的权威性,“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同律度量衡”在礼法中有两层含义:第一,通过律历、律吕并称,揭示天道存在和变化的规律,成为“礼”之因天时而列人事、安排人间秩序的理论来源。“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则先本而后末。”( P10)“律”与“律管候气”之法有关,《礼记·月令》以历法与音律结合,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分别与十二音律相对应,较为典型地表达了据天时以行政令的内容,是专言元首之事的“王礼”,它与《周礼》依天地四时设立职官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明确使用“律历”、“律吕”指称历法与音律,以天道述人事的则见于太史公的《史记·律书》。“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P1239) 第二,“同律度量衡”在人间社会进行“维齐非齐”的秩序建构。“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礼之为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则以“养”,一则以“别”。“养”即养人之欲,人处天地之中,王政的首要任务是要顺天时而治产业、力工商,发展社会生产。今本《大戴礼记·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对这一内容有集中描述。“别”即“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等称者也。”(《荀子·礼论》)礼通过对祖先神的祭祀,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确立人伦尊卑等级秩序,从先天身份上的不齐,来规定人们具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权利和义务,以及行为规范上严格的仪式化的区分。“养”与“别”具体化为“量地立国、计利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以及士大夫以上贵族阶层的礼仪度数,这些内容叫做“称数”,“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荀子·富国》)由此,“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律度量衡”正是以其算数计量的标准表达了礼法的规范性。荀子对此引《书》总结为:“维齐非齐”(《荀子·王制》)。它说明礼既是整齐社会秩序、社会全体成员遵循的规范,同时整齐社会秩序的礼又是有差等的“非齐”。此外,“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尚书·舜典》)三代兵刑合一之“刑”从规范执行的强制性上保证礼法秩序得以维护,也是通过“同律度量衡”实现的。所谓“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国语·周语上》),“刑”通过模拟或挪用律历之数和音律之数,“刑罚之辟”有五刑、五罚、五过、正刑等,“攻伐之兵”则“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荀子·乐论》)从定罪量刑到以音律之正规范军事行为,其中都包含了借助算数精确计算作为标准的原理。及至战国,法家改法为律,以及后世出现的律典,都来源于“同律度量衡”的规范性表达。 二 “德”观念的形成 E·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认为,“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P318)由自然秩序而来的律度量衡表达的是礼之为法的规范性,但是礼法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的根本标志是根源于“有孝有德”的“礼义”。“有孝有德”出自《诗经·大雅·卷阿》,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