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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词向结构助词演化的指代词用法 量词语法范畴的建立和完善 人类语言的一个常见现象是，许多句子是由代际语言发展而来的。根据我们的研究(李讷、石毓智1997;石毓智、李讷1998),汉语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主要结构助词“之”和“底”原来都用作指代词。结构助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作定语从句标记。我们还从历史动因和语义功能等角度论证了指代词和结构助词之间的可能发展关系。 我们认为,唐宋之际的结构助词“底”产生的历史动因为量词语法范畴的诞生。原来汉语的“数+名”短语的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是零标记的,随着量词语法范畴的建立,汉语的数量短语经历了以下抽象格式的变化:修饰语+中心语→修饰语+语法标记+中心语。 在新数量短语格式的类推作用下,普通的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也要求一个语法标记加以连接。原为指代词的“底”就演化成为一个结构助词,来连接一个除数词之外的修饰语和中心语。论据是近代汉语中曾使用过的结构助词“个”原是一个普通的量词,大量的南方方言至今仍然用“个”做结构助词,开平话甚至可用任何一个与中心名词相匹配的量词来作结构助词用。 但是,如果认为量词可以直接发展成为结构助词,那么在类型学研究中,我们会碰到一些困难。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论是汉语史还是当代方言的资料都表明,所有来自量词的结构助词也同时都有指代词的用法。这就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否量词必须先引申为指代词,然后再虚化为结构助词?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量词和指代词之间的功能和语义特点相差甚远,两者之间的引申何以成为可能? 结构助词的使用 汉语结构助词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作定语从句标记。根据HopperTraugott (1993:190-1),人类语言的定语从句标记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①零标记;②指示代词;③疑问代词;④人称代词(特别是第三人称代词)。他们还从话语篇章功能的角度论证了指代词为何发展成为从句标记的原因。汉语史和方言的例子如: 零标记。这种现象自上古汉语的“之”衰落以后,从魏晋到唐末一直都很常见。例如:①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世说新语·容止) ②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世说新语·德行) 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上古汉语结构助词的“之”本来也是一个指示代词,中古汉语的“底”可以兼作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例如: ③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诗经·邶风·燕燕》) ⑤问谁姓字在底中居,云:陶靖节、白居易、邵尧夫。(竹斋词)1 ⑦个人讳底?(《北齐书·徐之才》) ⑧单身如萤火,持底报郎恩?(《欢文歌》) 人称代词。古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其”曾在汉语史或者现代方言中用作结构助词。比如福州方言(郑懿德1988)2,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加“其”或者“喏其”,而北京话则必须用“的”。XAA式形容词作定语时,必加“其、喏”;AABB做定语,一般要加“喏”或者“喏其”。例如:⑨□软软其布不好做软软的布不好剪裁。⑩简简单单喏其事简简单单的事情。 汉语史和方言中存在的结构助词,大都是原来用作量词的。这又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来自于绝大多数方言最普通的量词“个”;二是来自某个方言内部最普通的量词,但不是“个”;三是整个量词词类具有结构助词的功能。 来自于普通量词“个”的结构助词。事实上,来自普通量词“个”的结构助词在近代汉语中一直是“底”的一个竞争形式。结果,“个”在许多南方方言中取得了胜利,而“底”则在北方方言中成了唯一的结构助词。“个”作为结构助词的例子如: 11好个人家男女,有什么罪过?(祖堂集·丹霞和尚) 14福建泉州话:买票□斡倒去唠买票的人回去了。 15湖北金湖话:做庄稼个蛮坐累种庄稼的挺辛苦。 17湖南耒阳话:你话个我唔懂。 18广东海康话:我是前年告北京个。 ⑩0永定客家话:做生理个做小头个 23广州话:跟实着红裙个女人紧紧跟着穿红裙子的那个女人。 来自于其它普通量词的结构助词。绝大多数南方方言,直接用汉语中最普遍的量词“个”来充当结构助词。还有一些方言所采用的结构助词也有量词的用法,但是从音韵特征上看,与“个”的同源关系不太明显。比如,闽南话中的“兮”,广州话中的“的”。例如: 24闽南话:夷猪兮宰猪的人|绣兮花绣的花 25广州话:边个话我唔记得旧阵时的苦楚谁说我记不得从前的苦难 闽南话的“兮”也同时具有量词的用法,例如:一兮侬(一个人)|四兮羊(四只羊)|五兮笔(五支笔)(张振兴1983:133-134;张惠英1990)。从该量词的分布来看,它应该是该方言中最普通的量词之一,因为可以跟各种事物的名词搭配,但是与普通话“个”的功能显然有别。广州话中的“的”也用量词表示不定数(高华年1984:155;周小兵1997),例如: 26广州话:渠炒左一的菜他炒了一些菜。 整个量词词类可以作结构助词。某些方言用与中心名词相配的那个量词来承担北京话结构助词的功能。比如,绩溪话(赵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