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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 刘世培（1884-1919）、申叔、左福，江苏仪征人。他以短暂的36年生命从学从政, 留下了七十四部著作, 这些著述不仅涉及经学、小学、校雠学等传统国学领域, 而且还包括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政治、经济与教育, 采取近代西方的学术方法与体系研究中国学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认为当时50年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黎明时代, 而“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 (师培) 家传朴学, 奕世载德, 蕴蓄既富, 思力又锐” (《刘申叔先生遗书序》) , 可见其对刘氏的推崇。刘师培力图重建国学, 为学界引进了西方的理论, 并使其与中国国粹融为一体, 对即将面对世界潮流的中国民众, 开新启后, 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就刘师培的通达的治学特色、治学领域的开拓以及学术地位略作论述, 以窥其博大精深。 一、 刘师培的学术观 作为“扬州学派”的殿军, 刘师培以“绍述先业, 昌扬扬州学派自任” (尹炎武《刘师培外传》) 。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 兼有吴、皖两派之长, 既能确守汉诂, 条源析流, 又能辞外见义, 学求致用。刘师培的知识结构不局限于儒家的经典, 对经、史、子、集、道藏、内典以及西学均有涉猎。刘师培论学贵“通”, 他多次说到要做“通儒”, 鄙斥“仅通一经, 确守家法者, 小儒之学也”。他试图纠合传统学术的分歧, 进而达到发扬国粹, 建设民族特色文化, 恢复国民信心的目的。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经学史、文学史、文字学、伦理学等方面均有导夫先路之功。他不仅要打通经史, 平分今古文经学, 而且还要调和汉宋, 沟通中西。 1. “经史史”“经证史” 与今文经学家一味强调经史之别不同, 刘师培在经史观念上比较通达。他继承龚自珍的学说, 从学术起源的角度论证六经皆史, 认为“六经皆周公旧典”, “成周一代之史, 悉范围于六经之中”。西周时“史官记言记动, 仍仿古代圣王之制, 故《易经》掌于太卜, 《书经》、《春秋》掌于太史、外史, 《诗经》掌于太师, 《礼经》掌于宗伯, 《乐经》掌于大司乐”。“《春秋》者, 本国近世史之课本也”。“若孔子六经之学, 则大抵得之史官”。“六经本先王之旧典, 特孔子另有编订之本耳。周末诸子, 虽治六经, 然咸无定本, 致后世之儒只见孔子编订之六经, 而周世六经之旧本, 咸失其传。班固作《艺文志》以六经为六艺, 列于诸子之前, 诚以六经为古籍, 非儒家所得私”。因此, 他再三申明“六经之书, 确为三代之古籍典章” (《刘申叔遗书·经学教科书·古学出于史官论》) 。 基于六经皆史的观念, 所以他以六经为史料, 研究历史, 以之“考古代之史实, 以证中国典制之起源, 观人类进化之次第”。成书于1905—1906年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其史学代表作, 该书体制上仿照西方历史作品的章节体, 纵向上按照历史进化次序划分阶段, 横向上按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军事经济等分类叙述, 加以分析, 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于征引中国典籍外, 复参考西籍, 兼及宗教、社会之书, 庶人群进化之界可以稍明”, 进而扩大了“六经皆史”的涵义, 认为“上古时代之学术, 奚能越六经之范围哉?” 刘氏撰史期于“繁简适当”, 内容力求简明, 在体例上仍不脱“以经证史”的模式, 参考资料仍以经学古籍为主。而且, 从其思想来看, 也是从经学中汲取民族革命的要素进行鼓吹反满革命, 终极目的在于发扬国粹以保种保国。刘师培倡导“六经皆西周之史书”, 发挥经书中华夷之辨, 目的最终在于进行民族革命。 2. 《春秋》三传 刘师培首先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析了经学的产生, 而且不承认有所谓今古文经学的说法。他认为今古文师传相同, 都是诠释《春秋》的, “《春秋》作于孔子, 三传先师持说实同”。“《春秋》三传, 同主诠经” (《刘申叔遗书·春秋左氏传例略》) 。古文经源于孔子六经之学, 三传相通。“孔子之以六经教授也, 大抵仅录经文以为课本”, “弟子各记所闻, 故所记互有详略, 或详故事, 或举微言……然溯源流, 咸为仲尼所口述, 此《春秋》所由分为三, 《诗经》所由分为四也” (《刘申叔遗书·汉代古文学辩诬》) 。他取消今古文的区别, 认为“近代学者知汉代经学有今文家古文家之分, 吾谓西汉学派只有两端:一曰齐学, 一曰鲁学”, “然鲁学之中亦多前圣微言大义, 而发明古训亦胜于齐学, 岂可废哉?” (《刘申叔遗书·国学发微》) 这就是说, 所谓的“微言大义”并非今文学家的专利, 而是今古文所共有的。 通过学术史考察, 刘师培指出:“《春秋》三传其分歧始于汉初, 汉代以前同为说《春秋》之书。治《春秋》者或并治其书, 以同条共贯。”今古文的区别仅在文字不同, “今文者, 书之用汉代通行文字者也;古文者, 书之用古代文字者也” (《刘申叔遗书·汉代古文学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