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什么是一堂好课.docx

大学里，什么是一堂好课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欧拉就给学生上课，中国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吴文俊、程民德也都上课，还曾给本科生上课。那是真心爱上课，不是被别人要求或指示去上课的。大约，在他们看来，上课是科学家、教授们的天职。华罗庚还为学生写教材，甚至还写一些通俗读物。教授们想必会有同样的心态：科学的未来也是属于年轻人的。并且，很可能正是因这种心态而愿意悉心向下一代传授。 教学是教授的天职，这一点，对于真正潜心于科学的教授们来说，也是不需要他人来提示的。而对于教学，最基本的形式还是上课，不同形式的课程和课堂。所谓搞好教学，说得更实在一点，就是把一堂一堂的课上好。这里，我们也仅从怎样才算一堂好课讨论起。一堂堂课上好了，整个教学质量相信就很有把握了。这是最起码，也是最根本的事项。 一、带着什么去课堂 曾经，我们带着粉笔进课堂，如今，也许还要，也不再要，已经有了一些替代物。 曾经，我们带着课本进课堂，如今，我们带着课件进课堂，也许还带着教案。 实际上，我们还带着一些东西。热爱教学的教授们带着喜悦走进课堂，热爱学生的教授们带着期望走进课堂，带着耕耘与播种的满腔热情走进课堂，也带着一种神圣使命感走进课堂。 也许，还可能带着一脸轻松和一身疲惫走向课堂，而走进课堂之后，一身的疲惫便不见踪影，一脸的轻松会变成满面的春风。 当然，教授们亦必带着丰富的知识、满腹的经纶，带着严肃与自信走进课堂。 教授们常常可以指着自己的脑袋和胸膛，说“我们是凭着良心和智慧而工作” 的吗？能够这样说的，也就会带着良心和智慧走进课堂。一堂课竟带着这么多东 西走进？不就是一堂课、几十分钟吗？可这就是事业，这就是教授们一辈子将依 此而走过的人生。 二、还需带些什么吗 上面似乎说得已经很全面了，教授们几乎带着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整个心身走进了课堂，似乎应当是足够的了。可是，仍然还可再思索一下：够不够？ 中国教育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是那场浩劫中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块。而这场灾难是从批判“智育第一”开始的但，所谓智育第一， 不过是横加的一项罪名，无数人为制造的罪名中的一桩。其实，智育就是整个教育的一个基础，一切教育良知和美好愿望，智育都承载着。无论对智育多么重视都不为过，只要是真正重视。在理解和分析一个事物的成分时，第一第二常常只具有定量的意义，如果只说第一，也就常常意味着片面而不确切。和谐，协调， 健康，这些关键词，是第一第二所表达不了的。所以在那个充满了“三个第一”、 “四个第一”、“五个第一”的时期，没有和谐，只有残酷；没有前进，只有落后。历史的沉重总让我们在今天说话时去稍加回首。 让我们继续回到课堂上来，这里必有智育，却决非只有智育。在智育上可做的文章很多，在做多了的时候，也不只是智育了。 教授们很可能还需要带着一荷包问题（或疑问，或设问，或询问）走进课堂， 带着满口袋的问题走进课堂。为何还需要带上这种东西呢？ 对于知识，学识，见解，在汉语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同义词：学问。这个词， 表明我们的先人对学问有极深刻的理解。学问，学问，作为获得学问的过程，正是不断学着询问、疑问、质问的过程；作为结果而获得的学问，正是学会问而结出的果实。学着问，学会问，既是获得学问的过程，也是获得学问的结果。 教授知识，即教授学问，更进一步说，就是教问，教学即教问。教学即教问， 似乎把教学的面说狭窄了，但至少说了八九成。 可以这样思考：假若我们不是带着一荷包问题，假若我们没有准备教学生问， 我们怎么可能有效地教给学生学问（或学识，或知识）呢？我们拿什么教学生学问？ 不是说关键在于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吗？然而，若是没有问题， 哪来的东西让他们分析和解决？研究与学习始于问题，甚至创造亦始于问题，一堂课未尝不应是始于问题的。 如果没有问题，没有询问和寻问，只是讲述既有的事实、既成的结论，那岂不就等同于照本宣科吗？那恐怕不是大学的教学，至少不是教授的讲课。 三、怎样才算一堂好课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很重要，其实，发现问题更具有前提性，也更重要。分析是学习，解决是学习，发现是更重要的学习。一方面，首先得发现问题，才有可供分析和解决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还包括发现问题的环节，对于已发现的问题的分析，有时就表现为发现比既有问题更深层的问题，发现了更关键的问题，发现了新的问题，并有了更好的条件来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三方面，一个问题在解决之后，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停留，大半在解决的问题的结尾，还提醒自己和他人：关于这一研究，还有几个可供深入探讨的问题，还留下若干片有待进一步开辟的新天地。 总之，知识的起点是问题，知识的磨研过程中是问题，其后还留下问题。这就是求学，这就是从教。这就是科学发展史。“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它就贯穿着种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