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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类型化区分及规制 合理、适当的利率监管是规范个人贷款市场发展的中心问题。金融监管和司法实践中，“高利贷”被用来指代超过同期银行利率4倍的借贷行为。对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体现了国家对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强制干预，但应重新审视的是，这种干预是否具有正当性。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在一个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市场上，放贷人的市场准入、放贷资金规模和来源等均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利率问题完全可交由市场竞争去解决，借款人可以在市场上理性地选择放贷人，同时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当然，不加控制的民间借贷可能会背离资金融通的本意，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确立无疑是规制民间借贷的路径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启动《放贷人管理条例》的起草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也已近完成，确立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是这两个文件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不揣浅薄，拟就此问题一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 “4倍上限”的类型化 所谓的“高利贷”是我国民间借贷中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国家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也是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但在不同时期政策规定的利率上限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实践对“高利贷”的规制并未停止，而《合同法》颁布后，对“高利贷”的规制更是被提升到了民事基本法律的层面。 《合同法》第211条第2款没有明确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其将利率上限交由“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加以规范。事实上，在《合同法》颁布以前，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案件审理意见》）就已经明确了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这一规定虽然已经颁布了20多年，但民间借贷实践中，“4倍上限”一直得到承认和延续。近年来各省高院颁布的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意见中，“4倍红线”也被反复提及。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确立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就是“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4倍”利率上限与银行利率挂钩浮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三分”、“一分五厘”等确定数额的利率上限相比，似乎更具有灵活性。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实行的利率管制其出发点是规制金融市场，其规制的手段以管控为典型特征，这一政策在当前这个强调私权保护的时代是否仍然妥适，颇值讨论。同时，该上限已经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了20余年，是否仍然适应当前经济形势不无疑问。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4倍上限”，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质疑： 其一是“4倍上限”的科学性。《借贷案件审理意见》为何规定以“4倍”为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学者看法不一，对其科学性更是提出了诸多质疑。有学者猜测该标准的制定是参照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年利率不得超过20%的规定，还有学者甚至认为该标准“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撑，更像是通过对白毛女式弱势群体的抽象道德关怀”。江平教授谈及《民法通则》起草时说：“在当时，有人问多少算高利贷，银行回答说超过银行利率4倍算高利贷”。笔者认为这是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但需注意的是，即使“4倍上限”确实是经过银行充分论证所得出的数据，这一标准在20多年后是否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大有疑问。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差异较大。例如，根据学者考证,20世纪20、30年代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落后省份借贷年利率30%以上者占十之八九，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则均属于“高利贷”。即使仅考察近几年的民间借贷利率数据，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的利率水平也存在着较大差异。由此来看，在实行20多年后对“4倍上限”的科学性进行重新评估，实属必要。 其二是“4倍上限”是否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因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借贷双方情谊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利率水平千差万别，对利率上限规制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类型化问题值得考虑。早在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以下简称《民通意见修改稿》）中，就规定了“生活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两倍，生产经营性借贷利率不得高于国家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的类型化利率上限。但该规定未能在1991年的《借贷案件审理意见》中得到反映，个中原因笔者无从考证。上述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的类型化尝试颇具合理性，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产业分化和资金流通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强，民间借贷的类型化就更有必要了。 应当看到，当前“4倍”利率上限的合理性也已引起司法界的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讲话中即指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今后央行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在此背景下，我们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也将做出调整。”由此看来，在当前形势下重新考虑民间借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