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的革命我的父亲李春昱写在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docxVIP

不可能的革命我的父亲李春昱写在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 我的父亲李春是一位非普通的地球物理学者。他过去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64年。在他就要走到人生尽头,处于弥留之际的最后几天里,还念念不忘地牵挂着他那终生热爱的地质事业的发展,他那无法割舍的板块构造学说的未来。在即将到来的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深深沉浸在对父亲无限追怀的思绪中。父亲已离开我们16年了,但他虽逝犹生,不朽的精神风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无限动力。 父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祖国及人民的无限热爱。在几度坎坷的逆境中仍能胸怀坦荡,不断奋进,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也从不气馁、沉沦,仍是一如既往地扑在事业上,从不停止前进的脚步!我所亲临的一桩桩往事,一次次经历,铸就了我对父亲不畏险阻、一生奋进这人生哲学的充分认识,往事把我的思绪带回到那遥远的上个世纪中叶的记忆中,但又像是并不遥远的昨日那样记忆清晰,难以忘却。 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刚读完了第一学年。期末考试结束的那天,我和同学正满心欢喜准备安排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时,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和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他们拿着厚厚一叠地质部下属几个单位的整风反右简报,说是地质部整风办公室派人到学校来过,请学校党团组织配合他们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暑假回家后“站稳立场”,和父亲“划清界线”,说在这场整风反右斗争中,父亲借鸣放之机向党发动进攻,他曾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行在地质部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发表反党反人民的右派言论。这突如其来的谈话,使我顿时感到惊谔与恐惧,我这个还不满19岁的青年学生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反党反人民?不可能吧?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眼前这一叠整风反右简报中醒目的标题上,分明写着父亲的名字,敦促他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联想到近期学校里大会小会、政治课上都在不断宣讲形势,从正面进行着社会主义理论教育,要求青年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但怎么也没想到,反右斗争的战火就在身旁燃起,在家中燃烧!当时我的思想非常单纯,认识能力有限,我只知道好好念书、听党的话。在高中年年是三好生、优秀团员,大学一年级参加了党课学习班,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组织上刚把我列为发展对象。政治辅导员对我说:“党组织信任你,你要积极投入反右斗争,与右派父亲划清界线,分清敌我,经受党的考验……”我则表示一定按照党的要求去做,在战火中接受考验。 带着这样的想法,怀着沉重的心情,我回到家中开始了短暂的暑假生活。 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的表现很让年级政治辅导员和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失望,我没能按他们要求的那样去做,配合地质部党组织在家中划清敌我矛盾的界线,敦促父亲低头认罪老实交待问题。新学期开学不久,共青团员过组织生活,政治辅导员也参加,他们说我像变了一个人,少言寡语,远不如上学年那么活跃了。我当时是在极度矛盾中度过每一天的。家中,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需要经常卧床休息,我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家,除了关心她的病体,很难从她口中了解到父亲的思想状态和心里活动。自从1954年母亲的心脏病急剧加重后,父亲凡在家期间,都尽量地体贴、照顾母亲,避免再给她增添新的烦恼,因为他深知母亲为这个家操劳一生。早在父亲学生时代和参加工作的最初阶段,他成年累月在野外做地质工作,完全顾不了家,是母亲一人挑起照顾老小一大家人的重担。 1937年抗战爆发,母亲带着因难产而终生残疾并患有癫痫病的姐姐和幼小的哥哥,背井离乡,历经艰辛逃难到湖北。父亲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急忙回到祖国找到自己的家属,一同来到山城重庆,并授命组建了四川地质调查所。 那个年代生活艰苦而充满期待。父亲长期在野外工作,母亲一人带着哥哥、姐姐和在重庆刚生下的我,生活十分艰难,白天在山坡上开荒种地解决一家人吃菜吃粮的问题,夜晚点着小油灯熬夜缝补衣衫,教我们读书认字。母亲文化水平不高,小时候跟外祖父读过几年私塾,但她那娴雅朴实的美德,爱心和任劳任怨的性格影响了我们一生。抗战八年,母亲拉扯我们躲避战乱,终日辛劳,不幸患上心脏病。上个世纪50年代,她不过五十岁出头,但与同龄人相比要苍老许多。父亲很心疼母亲,在整风反右期间不想再让她为自己担惊分忧,因而父亲凡在外面遇到为难和不顺心的事,回家后都不向母亲透露。他常陪着母亲看病、买药,还要照料我那残疾的姐姐。父亲在此期间遇到的一切苦恼和委屈只能埋在心中,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家人却不知道父亲此时的处境。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还尽量给家中营造一种闲适、祥和的气氛,让我和母亲感到温馨和快乐。回忆起1957年我放假的前两周,正准备期末考试时,父亲曾对我说:“等你考完试放假后,你哥哥也回来了(哥哥那时在南京工学院化工系上学),咱们陪你妈妈和姐姐一起去和平门吃一次北京烤鸭吧。”我听后特别高兴,因为妈妈还从来没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