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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 《有了数据的植物” 汉末，魏、蜀、吴三代之争。这是一个才华横溢、勇敢睿智的时代。如苏轼所说:“一时多少豪杰!”——他着重在写“公谨当年”的东吴人物。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山川钟灵毓秀。在龙骧虎搏的三国相争中,东吴出现了大批英雄人物:“雅量高致”的顾曲周瑜,“建独断之明”的鲁肃、“非复吴下阿蒙”的吕蒙、夷陵之战大破蜀兵的陆逊……均一时英杰。他们的业绩彪炳史册,至今尚为江左生色。《三国演义》描写了大量三国英雄人物,这些栩栩如生,龙腾虎跃的英雄人物,丰富了中国历史人物的文学画廓,它们与三国戏、三国画、三国雕塑融成的三国文化,长期流传,影响深远,于中华民族性格之形成不无关联,这正是此书的价值之所在。 《三国演义》是小说,不是信史,作者受那个时代“拥刘反曹”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虽然可贵处仍保持了“七实”的真实性,所写人物能“爱而知其恶”和“恶而知其美”,具有着较大的历史真实性。但因加入了“三虚”的干扰素,并且这个干扰素又以“拥刘反曹”的定势思维为主导,在所写的三国人物中,对刘备一方人物,则极力褒美、拔高、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的地步:对东吴人物则不惜扭曲、贬低,以作为蜀汉人物之铺垫和陪衬而失史家之公正。这正是《三国演义》的局限与不足所在。《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就不能不要求它的必要的历史真实性。鲁迅就认为《三国演义》的“缺点”在“容易招人误会”,因为它虚实相间,“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实。” 因而,在《三国演义》研究中,梳理史实,辨别是非,用真实的历史教育人民,就是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笔者仅就东吴人物描写的是非提出个人之见,以就正于高明。 植根于施教,从过人之处到多智 周瑜是东吴英杰中的首选人物。苏轼的《赤壁怀古》先提“三国周郎赤壁”,继提“小乔初嫁”、“羽扇纶巾”等语,并着重写他“谈笑间狂虏灰飞烟灭”(一作“舳舻”)——赤壁大破曹兵的功绩,末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作结。显示出他对这个“雄姿英发”的英雄人物的无限倾慕之忱。这阕千秋绝唱,可说是这个“顾曲周郎”的赞歌。 《三国演义》对周瑜,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作品写出周瑜深得孙策、孙权兄弟的信任。他与孙策本有昆仲之交,后又在历阳相遇时,他协佐孙策继父亲孙坚遗志,开创割据东吴的大业。孙策一见周瑜就非常高兴地说:“吾得公瑾,大事偕矣!”周瑜也倾心地表示说:“某愿效犬马之力,共图大事。”他们同娶乔公二女,毛宗岗评道:“周郎之于孙策,犹樊哙之于汉高。”事业的成败中,“得人者昌”;并又评道:“孙策是小霸王,此人亦小范增也!”在一切事业的成败中,能否得到人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得人者昌”,是千古不变的箴言。周瑜就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有力并有决定意义地协助孙氏取得了开创基业的胜利。“周瑜识人荐贤、雅量高致,谦恭有方,在东吴诸贤中起到纽带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合力。”周瑜初遇孙策就说:“吾兄欲济大事,亦知东吴有二张乎?”于是,他就推荐了张昭、张纮,这二人成了东吴的重臣。孙权初立时问周瑜何策可守父兄之业时,周瑜说:“为今大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他随即推荐了鲁肃。鲁肃最早建言“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应“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这是东吴的“隆中对”,与诸葛亮对大局看法一致,出发点不同罢了。鲁肃又推荐诸葛谨,孙权也委以重任。东吴的人才集团就是这样形成的,周瑜起着关键性的轴心作用:他始终把眼光放在推荐人才这个聚焦点上,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周瑜放眼全局,志气恢宏,他在准备进取巴蜀、汉中,钳制曹操的进兵途中罹疾而逝。这个天下未定之秋,周瑜的轻师前进,很有可能打开局面的,这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临终时遗书孙权,又荐鲁肃以自代,孙权哭道:“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赖哉!既遗书特荐子敬,孤敢不从之!”即令鲁肃为都督,总领兵马。居臣之间,肝胆相照,鱼水契深,堪令后人钦羡。周瑜的短暂一生中,声名远播,功业彪炳,确有笑后人“早生华发”的资格。《三国演义》有关周瑜的描写大致上真实可感的。写出这个“文武筹略,万人之英”人物的基本线条和轮廓。在赤壁之战中有关周瑜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描写,自分析曹兵缺点,决定和战大计、到“群英会蒋干中计”、“献密计黄盖受刑”……直到“三江口周瑜纵火”等等章回。小说对这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郎于此破曹兵”的赤壁鏖兵,写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是小说中的精采篇章。也大致上写出了周瑜“谈笑间”令曹兵“灰飞烟灭”的功绩。这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与此同时,又显出这样迹象: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又在逐步制约着小说的现实主义描写:——作者的笔触从如实的历史叙写中逐渐转向了“众才衬一才”和“一才压众才”(毛宗岗评语)的偏颇。为极写诸葛亮之“多智”,作者不惜以周瑜、鲁肃作辅垫、作陪衬;即处处写周瑜高明,诸葛亮比他更高明,处处要比他更胜一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