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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话语与经验城市女性产前检查的伦理选择 一、 女性之间“母职”的束缚 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中，母亲是维护男性统治的重要制度（财富，1976；智力，1996；nicolason，1993；米利特，2000）。“母职”议题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从来不缺乏论述。所谓的“母职” (mothering/motherhood)1, 一般认为是女性承担人类繁衍的命运所产生的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担当与认同。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 女性专司母职理所当然化的观点已经受到了越来越猛烈的批判。从20世纪60年代起, 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主张母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而非生物决定的, 母职亦被认为是一套在父权制文化体系下运作的行为与意识形态。这些批判的声音在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存在主义、社会主义和精神分析领域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的流派中均有深入的论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具有平等的公民权, 正如弗里丹认为, 传统父权社会藉大众媒体传播了“女性神话”, 以确保女性将所有心力投注于家庭与婚姻, 女性因而失去了许多平等的权利, 她主张:在男女真正平等的基础上重塑既有的制度 (弗里丹, 2005) 。激进女性主义主张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即使是女性最私人、最隐秘的经验, 也是由拥有特权地位的男性原则下的制度和结构造就的。在她们看来, 母职制度是父权制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男权统治的工具 (米利特, 2000) 。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认为, 女性之所以沦为“他者”和“第二性”, 很大程度上源于母职的束缚。正如波伏娃 (1998)指出, 母职比妻职更为妨碍女性的发展, 女性因为生育而失去了外部世界, 作为母亲的角色是女性获得独立的最大障碍, 女性若不想再成为第二性, 就必须要成为主体。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生殖、性和儿童教化这四种结构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 (米切尔, 2007) , “母职”对于女性而言, 已被视为生殖、家务劳动、教养子女和满足男性情欲的工具, 这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压迫的极致, 因而“母职”沦为一种被异化的女性角色。 乔多罗的《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一书堪称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研究母职问题的代表作, “女人如何会承担母职”是该书探讨的核心问题。乔多罗的中心论点是, 当代母职的再生产不是生理决定的, 也不是刻意的社会角色训练, 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诱发的心理过程。她认为, 母职之所以能够不断再生产, 关键在于女性期望成为一个母亲的心理状态, 即母职意识形态 (Chodorow, 1978) 。她不仅批驳了“母爱天生说”和“角色训练说”的不当之处1, 亦指出了恩格斯、帕森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理论家们对家庭研究的不足之处。她认为, 女人专司母职形塑了社会结构中的性别差异和两性分工, 而两者又回过头来促成了母职的再生产, 母职的再生产又维系和推动了女人在家庭领域中的位置和责任, 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别组织和社会生产组织的不断再生产。 女性主义各理论流派对母职制度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等因素对母职角色的形塑, 也唤起了女性对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关注。但是, 母职角色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文化概念, 也是一种真实的、大众的社会经验, 每一位女性身上, 则成为了切身的身体经验。而且, 母职的角色还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 尤其是现代生育技术的发展使女性的生育经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探索现代城市中的女性是如何学会承担母职的, 除了从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心理意识中寻找根源之外, 还应关注现代生育技术在母职形塑过程中的作用。 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力图在具体背景下考察女性身体的病理化过程, 而且还关注把女性塑造为弱者的社会建构是如何在医学和自然科学中合法化的 (郑丹丹, 2007:159) 。本文对母职经验的考察将延续这一批判逻辑, 但既不同于乔多罗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母职形成的心理结构进行阐述, 也不同于一些现代女性主义者从宏观层面对父权制的社会结构和性别分工进行鞭挞。前者被批评为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向心理而不是社会 (童, 2002) , 后者则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而忽视了女性主体的自身经验。虽然母职制度的维系有赖于男权社会结构和母职意识形态的共同运作, 身体经验也可由宏观社会安排和微观心理状态共同打造, 但母职角色本身却可经由怀孕的肉身化体验而得到形塑和巩固。在对母职经验的深入分析中, I.M.杨 (2007:76) 将怀孕视为一种身体经验的典范, 而A.瑞奇 (Rich, 1976) 则提出“透过身体思考”以创造新的异于父权社会下的思考方式, 这些论点均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超越制度且依循身体来分析母职意义的新视角。 尽管女权主义者早已指出, 唯有成为妻子与母亲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与满足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