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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多少“思想要解放 社会发展更多的是一个“试错”过程,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不能过于伦理化了。精神领域的游戏有其特殊性,观念系统的拆除、变更或重建,都得付出极高的交易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每前进一步,都会与各种“观念”发生遭遇战,打激烈的观念仗。中国大地上每一项改革,每一种创新,每一次突破,首先都是“观念”上的重大突围,直至今天,“解放思想”还是个严峻的公共命题。 今天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之所以都得来一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换脑筋”之类的革命,改革、创新之所以成本高昂,就在于种种反向的精神力量的束缚和狙击。很多事情,你得有个“说法”,否则不但做不成,还会麻烦缠身。 很多禁锢、束缚社会发展的东西,时常以正确的、定律性的姿态横亘在人们面前,以各种方式干扰时局。苏轼有一首描写“花影”的诗:“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才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 用这首诗来描绘种种旧观念,相当贴切。经过30年改革开放历炼,往常很多“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的旧观念已是明日黄花,但它们还会飘飘忽忽,时不时地出来干扰人们思维和前进方向。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老是要“解放思想”?老是要作一次次的“观念”突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那些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给发展、变革、创新带来重重阻力的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 很多观念形态,比如“经济”观念,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我们花了气力建立起来的。它们从无到有、从微到强、从道理到真理,渐尔蔚然成风,成为“行动定律”。一种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常常花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建立一套套观念系统,然后再花更多的时间和气力去破除它们。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还强调“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人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恩格斯还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我们公共生活的基本教训之一,是花大力气,建立一套观念系统,然后再花更大的力气去打破它。问题在于,无论是在物理学上还是社会学上,“观念建筑”都不似“形体建筑”那样可以“定向爆破”,轰的一声,说倒就倒。它们建立难,拆除、重建更难。更何况这些东西还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深藏于人们脑海深处。 社会发展更多的是一个“试错”过程。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不能过于伦理化了。精神领域的游戏有其特殊性,观念系统的拆除、变更或重建,都得付出极高的交易成本。对于面对着无穷尽探索领域、客观上必须不断“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人类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处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应更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知”与“行”的统一,敏于行而讷于言,唯真、唯实而不唯“道”。这才是健全公共生活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