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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 的立法选择 内容提要 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跨 境执行提供了法律框架。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将对国内商事调解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但同时也将对国内商事调解法律制度带来冲击和挑战。目前中国在商事调解专门法律、调 解协议执行机制、个人调解运行机制及商事调解员资质认定等方面仍然缺乏具体的法律安 排，国内学界为此提出了修改《人民调解法》、融入《仲裁法》修改、融入《民事强制执行法》 立法以及制定统一调解法等立法方案，但这些方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相较而言，先 “行政法规”再“一般法律”的商事调解立法策略不仅契合当前国内的立法实际，而且能够 更为顺利的实现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对接。 关键词 新加坡调解公约 商事调解 跨境执行 立法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商事诉讼和国际商事调解被誉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三驾马 车”。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和国际商事诉讼判决，分别可以根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 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获得跨境执行， (1) 为了弥补国际商事调解的这一 唯独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无法进行跨境执行。 缺失，美国政府于2014年5月30日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提出了构建一项跨境执 行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机制的建议。自此以后，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带领85个 成员国和35个政府间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经过四年时间的激烈磋商，终于在2018年 12月20日举行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上顺利通过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 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自2019年8月7日《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 2021 2 商事仲裁与调解 年第 期 签署以来，美国、中国、印度等53个国家已经成为公约签署国，其中新加坡、斐济、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白俄罗斯、厄瓜多尔等6个国家已经率先批准公约，这标志着《新加坡调解 公约》已于2020年9月12日正式生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政府为了促进《新 加坡调解公约》在本国的实施，还通过国内法转换的方式，由议会专门通过《新加坡调 解公约法案》，这为其他缔约国树立了典范。 作为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典范，《新加坡调解公约》可谓是近年来国际商事领域 最为重大的事件，被誉为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创 约国和首批签署国之一，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诞生贡献了“东方智慧”。及时加入《新 加坡调解公约》，…将对促进国内商事调解的发展，优化国内营商环境，加快“一带一路”… (2) 尽管如此，在中国政府签署《新加坡 的建设，以及提升争端解决话语权产生积极意义。 调解公约》之前，国内仍有不少反对和质疑之声。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商事调解的发展仍 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立法也未健全，仓促签署公约只会对国内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现如今，中国政府已经正式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因此关于是否签署和加入公 约的争论已无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中国政府虽 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但只有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 之后，该公约方能对中国具有真正的法律约束力。因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新加坡 调解公约》之前，国内必须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准备，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 精准落地提供有力保障。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国内商事调解的相关立法， 选择什么样的立法方案，才能既契合中国实际，又能实现国内立法与《新加坡调解公约》 的有序衔接。为了回答这一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本文拟从解读《新加坡调解公约》的 核心内容出发，仔细对照公约的基本要求，评估我国商事调解法律的现状与缺陷，并在对 国内学界所提立法方案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中国实际，提出我国商事调解立法 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