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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代派文学思潮 一、 创办“现代派”期刊和《公车植物》期刊 现代化学派也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19世纪中期,兴盛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种文学思潮是大战后,资本主义逐渐走向腐朽和没落时期,人们对现实充满绝望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态下,伴随着社会思潮出现的一股文学潮流。它的基本特征是对现实无望而向内心收缩,从内在寻找自我的价值和心理解脱。从哲学上看,它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这种文学思潮有许多种类,如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未来主义、结构主义、荒诞主义等。美国的爱伦·波和法国的波特莱尔等,被视为代表人物。由于这种文学的表现方法基本上是采用超现实、意识流、象征、暗示等比较隐蔽、晦涩的技巧,容易产生歧意,遮人耳目,它就产生了另一种比较积极的功能。那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度的白色恐怖下,可以变成一种文学“暗器”打击敌人,使敌人中伤而不能察觉;使敌人在得意中从精神上灭亡。因此,这种文学在特定的时空下,也可以成为革命者和正义者手中的武器。 现代派文学传入中国的时间最早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派诗人,即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李金发(1900-1976)是广东梅县人,本名李淑良。他在留学法国时期受到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和启发,开始了象征主义诗歌创作,1925年出版首部诗集《微雨》。卞之琳认为李金发的功绩在于他将法国象征主义诗引进中国,“多少碰动了一点英美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及其余绪影响对当时中国新诗的垄断局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06页)现代派在中国形成某种气候,是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创办的《现代》杂志。《现代》杂志1933年创刊,这个刊物上集中了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和现代派小说家穆时英等两股现代派势力。戴望舒是继李金发后中国第二个影响最大的现代派诗人,本名戴朝,杭州市人,1925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学法语,后留学法国。与上海震旦大学法语班同学施蛰存、杜衡、刘呐鸥构成现代派小班底。戴望舒192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其影响最大的诗作是《雨巷》,有“雨巷诗人”之称。30年代围绕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戴望舒结为现代派诗人群的除施蛰存、林衡、刘呐鸥之外,还有金克木、陈江帆、路易士(纪弦)、李心若、玲君等。而50年代高擎台湾现代派大旗的纪弦,就是30年代《现代》杂志上的路易士。是他,将大陆30年代的现代派引到台湾,发起成立了台湾的“现代派”,办起了台湾的《现代诗》诗刊,承接了大陆现代派的精神和余绪。这是台湾现代派文学思潮的一个主要来源。但这已是台湾现代派的第二次回潮。 台湾早期现代派的第一个潮头,也是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它的第一个倡导者是台湾第一个现代派诗人杨炽昌(水阴萍)。1935年,杨炽昌在日本留学,受到法国传入日本的“超现实主义旋风”的影响,便将这种文学思潮引进了台湾。1935年秋天,杨炽昌在台湾发起成立“风车诗社”,创办《风车诗刊》。参加该诗社的成员有张良典(丘英二)、李张瑞(利野仓)、林永修(林修二)等。《风车诗刊》的刊头用法语作标题,每期刊行75本,发行了一年后停刊。该诗刊的创作宗旨是:“抛弃传统,脱离政治,追求纯艺术,表现人的内心世界。”1935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血腥统治最严酷的时期,也是日本用武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最疯狂时期。以赖和、杨逵、张我军、吴浊流等为代表的抗日文学,处于非常艰难时期。这种社会和文艺的气候条件,正适应“向内心收缩”,用“隐含”方式表达的现代主义文艺施展技艺。杨炽昌此刻从日本引进现代派,正适应了台湾社会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进步和正义的中国文学斗争和发展的需要。1986年,杨炽昌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讲出了他当年从日本引进现代派的动机和目的。他说:“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殖民地,从事文学创作的处境困难,实非局外人所能了解。我虽然专攻日本文学不成,但也体认文学写作技巧方法很多。写实主义必定引发日本人残酷的文字狱。因而引进法国正在发展中的超现实主义手法,来隐蔽意识的表露 。当时我的诗多在日本诗志发表,进攻日本诗坛,为日本文坛所肯定。由于在殖民地写文章的困难,提笔小心,如能换另一个角度来描写,来透视现实的病态,分析人的行为,思维所在,则能稍避日本人的凶焰。”(《台湾文艺》102期113～114页) 杨炽昌,笔名水阴萍,台南市人,1908年出生,1932年自台南二中毕业后赴日本东京留学,入东京文化学院就读。他的诗作经常发表在日本的刊物《椎木》、《神户诗人》、《诗学》等。他的诗作充分体现了他的诗观,象征、拟人、快速转换、大跨度跳跃,构成他诗作的现代派朦胧色彩,如《黎明》: 苍白的惊愕 血红的嘴唇吐出恐怖声 风装死着,安宁下来的早晨 我的肉体受伤满是血而发烧了 这首诗虽短,但它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