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重维度.docxVIP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重维度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在《庄子世界》中。此后，他接受了儒家的道路，逐渐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中心信仰。作为一个已经获得了“主体性生命”的核心观念, 在中国儒学展开的巨幅卷轴之中, “内圣外王”俨然成了一个聚蓄感人力量的场域, 向历代哲人发出殷殷的召唤, 故此围绕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得出了丰硕的成果, 也产生了众多新说岐见。诚如张立文先生所言,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换, 人们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心理结构、审美情趣亦随之发生变换, 内圣外王的内涵便呈现出相对多样性。对相对多样的各种概念内涵进行梳理, 不难发现历代哲人的诠释大体存在三个不同维度:一为道德要求与政治效果的维度, 即强调为政主体在为政过程中的道德自律, 要求他们在不断提升德性的同时陪护社会民众的伦理道德, 确保达成“至善”的政治效果。二为道德修养与政治地位的维度, 即强调为政主体通过培养、提高自我道德的“成己”途径, 经由自内而外、由近及远的落实与扩充, 自王道极成王位或王权。三是道德本体与政治制度的维度, 即经由“德性直贯”转向“外王之学”的“曲通”, 自“道德的心”开出“知性主体”进而“坎现”民主与科学, 构建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本文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之上, 试图厘清内圣外王在三个维度渐次延展的思想脉络, 发掘历代儒者围绕道德 (内圣) 与政治 (外王) 所进行的理论运思的特点及其正面价值与思维教训, 从而为“道德如何进入政治“这一政治哲学议题的现代开展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其他不独立”的行为以限制民 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 历来被视作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初声。通过孔子与子路的这番对答可以看出, “君子”人格的极成, 不仅仅是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 (“修己以敬”) , 而是必须贯达在“安人”与“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之中。此中可见, 孔子思想中的内圣外王并非断为两橛, 相反保持着内外的连贯。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以安百姓, 尧舜其尤病诸!”表达了对“修己以安百姓”的审慎态度。对此, 孔子回答子贡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时的一段话可为佐证——“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 (《论语·雍也》) “仁”与“圣”的分际, 表明孔子心驰神往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的原因, 与其说是执政者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超凡入圣的道德品格, 不如说是他们能够遵循“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施政原则。“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固然体现了为政者崇高的道德境界, 也能焕发出强大的道德感召, 然而这是尧舜尚且难以做到的。相反, “忠恕之道”并非悬空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空想, 经由此途去“安人”、“安百姓”已属难能可贵。当然,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圣”这一点同时说明:孔子认为个体德性生命的完满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超拔的过程, 为政者要以终身“病诸”般的临深履薄的精神, 不断反求诸己, 为政施仁。(P67) 有必要指出, 孔子思想中的道德要求与社会秩序之间存在着某种映射关系。孔子谓“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论语·里仁》)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 这里的“君子”与“小人”针对社会位置而言, 意指治人者必须以“德”“义”规范自己。但是, 道德并非孔子对治人者的唯一要求。子贡问政, 孔子答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渊》) 这就表明:让老百姓丰衣足食, 拥有强大军事力量使四境安宁, 讲究道德取信于民, 都是为政者必须关注的内容。在“必不得以而去之”的情况下, 先去兵, 再去食, 但必须存信。这种取舍次第, 表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优位性。但这种优位性是针对治人者而言的, 在治于人者那里, 孔子提出了不同要求。在卫国时孔子与学生有过一段对话, 藉此可以略窥一斑:“子适卫, 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 可见, 为政者应当在庶之、富之的前提下, 再施加道德教化。这就说明, 孔子清醒地知道, 为政过程中必须老老实实地解决从吃饭穿衣到道德教化的一个个具体问题, 体现出孔子对外王事功的重视, 以及他对道德教化在为政次序中的理性安排。 孟子的内圣外王建立在性善论与民本论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 由“不忍人之心”向“不忍人之政”的扩充, 即是“内圣”极成“外王”的过程。但是, 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回答齐宣王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时, 孟子对“保民而王”有详尽的论述。他认为, 若想达成“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 (《孟子·梁惠王上》) 的外王效果, 需要在实施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