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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道性及其语言的存 一、 注重实际的含义,内容丰富而思想缺失 “形而上学，称为道路”（系词更新）。道路是哲学的主体，在中西哲学中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理解,有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伦理之道之分。早期儒家的伦理之道并不具有本体意义。《论语》一书中,“道”的出现达六十多次,这个“道”字的含义与老子之道完全不同,它大体相当于《系辞上传》中所说的“形而下者”——“器”。孔子对本体的论述严格来说应该是他多次提到的“天”。与老子将天道理解为无意识、无情感、无意志的自然之道相反,孔子将天道理解为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化之天。但他没有将它抽象为创生万物的最高实体和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是道家之道。与儒家不同,道家不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展开论述,而是从更加广阔的宇宙的角度来把握人生。人生问题始终是道家哲人尤其是庄子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认识人生、实现人生、展望人生是道家哲人所探寻的中心话题。换言之,人生问题是道家哲人特别是庄子哲学美学思想的主要问题。而道家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也即他们哲学的本体论范畴“道”,不仅是宇宙世界的本体,也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终极根源。 道家之道可上溯至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在老子这里,“道”是一个形而上范畴,是一种实存的世界的始基。他同时又赋予“道”以人生的意义,如在《老子》第八章中这样论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而庄子则对这后一层含义做了继承与发展,有许多新思路和新境界的开显。庄子称得上是老子之后、惠子之前对于人生之终极境域最敏感的思想家。其文《齐物论》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清晰地揭示他所谓的“道境”,也即人生终极境域的文字。此文完全致力于从各个角度(有无、是非、彼我、生死、真伪、异同)剥离出被概念名言框架遮蔽的那非有非无、无可无不可的底蕴,彰显出老子“道”中的玄意。陈鼓应显豁地指出了他比老子“道”之进步处:“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却从主体透升上去成为一种宇宙精神。庄子把‘道’和人的关系扣得紧紧的,他不像老子那样费心思、费笔墨去证实或说明‘道’的客观实在性,也不使‘道’成为一个高不可攀的挂空概念,他只描述体‘道’后的心灵状态.在庄子,‘道’成为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人生所臻至的最高境界便成为‘道’的境界。”(P165) 庄子首先是将“道”作为一个实存体来论述的。在《大宗师》中庄子对“道”有这样的描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P181)显然庄子是将“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来看的。“道”是超乎具体的名相的,但又是“有情”、“有信”的,是同人相通的。“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它亘古不变也不证自明,是天地万物的大本大宗。其次,庄子的“道”不是一个无法把握的范畴,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它使万物运作,而自身保持永恒。庄子在《知北游》中这样描述:“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P575)他认为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都是“道”运作而形成的一种现象。盈虚的情状、衰杀的景观、本末的分别、积散的变化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它们只是“道”的变化而显现的一个现象而已。再次,庄子将“道”落向实处,落到生活的层面上,将“道”内附于万物。《知北游》中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P575)蚂蚁、稗草以及瓦砾等恐怕是生活中微小得不能再微小的实物了。庄子单单举出这些例子是富含深意的:连这么微小的东西里都有道,道自然无所不在。作为万物之一的人,自然也是有道性的。这里,实际上庄子将“道”和个体生命紧紧连在了一起。同老子相比,庄子更突出了人与“道”的关系,以人“道”不离和人与万物地位上的平等作为个体生命走向审美化生存之境况的依据,其真正目的是为个体生命寻求审美化的栖居之所,实现人之为人的意义与价值。那么怎样发现人的道性,怎样保护和发展人的道性?正是在对“道”的发扬与对人的关注下,庄子展开了对自然与语言的独特理解。 二、 庄子的自然观 1. “道”与“自然” 老庄美学中的“自然”本义是指事物自身的本然,也即老子所说的“莫之命而常自然”的自然。它与现代语言中与“社会”范畴相对的自然界的“自然”是不同的,它是循道而行的无为之为。老庄的天地自然的“大美不言”的审美自然观,是从参悟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