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经学的整合与融通.docx

唐初经学的整合与融通 六经从秦朝开始，恢复到汉朝。经典是简单的，没有混乱和不足。学者们很难找到他们的起源，也很难区分他们的真实性。因此，儒家思想的兴起与章句的研究。其后传注、笺解、义疏之流，转相讲述，致“圣道”粗陈，然其为说已不胜其繁。故儒学自西汉开始，流派众多，师说不一。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经师又在师法的路数上更生异说，分出“家法”。文字有今古，师说见歧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致于解经之作，越解越晦。至于隋朝时，已经是“正朔不一”，又“师训纷纶，无所取正”。1或以为唐人作疏是因为不识汉人注经文字，而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经师陷入义多不明的经注之中，不得不作疏以通之，故孔颖达作疏时，其基本要领与根本方针就在于纷繁之中，本一注而疏通之。其实，这种蔽经义于朦胧的注解，早在唐人之前，就已经被整理过几次，如汉宣帝时，有石渠阁大会；汉章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至东汉末，则有郑玄兼容今古，融经学以“小统”。后虽有“王学”起而为争，终未能胜“郑学”。然而，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及玄学的兴起，又出现了“玄学”与“汉学”之争锋，“南学”与“北学”的分歧。总起来讲，在学术风格上，南学注重义理与创新；北学重视典实与故训。南北学之争，说到底，主要不是一种区域的差别，而是儒学与非儒学的对立与斗争，因而是事关儒学存亡的大事。在唐以前的300多年历史里，当象征着正统儒学的郑玄寖微于王弼的玄学之下时，儒学就从两个方面陷入到衰弱及危机之中。换句话说，郑玄之后的300多年中，儒学之所以失去其以往的思想阵地和主导优势，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通儒或大儒出现。而造成这一严重形势的主要原因，应归咎于经学上根深蒂固的家法、师法之争。这些纷争不仅削弱了儒学的力量，也使得经学陷入到繁琐与暗蔽之中。本文意在从初唐时期的文化特征入手，来探究当时的国家意志及文化融合对经学的主要影响。 一、 “君身份”：从“天国”到“周、孔之教” 唐替隋而兴，直接脱胎于隋代统治集团的李世民，清楚地看到“殷鉴”的昭示，当他变革了这个时代的政治时，并没有完全抛弃隋朝政治的有益成份，没有因为战争而破坏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就使之很快地成就了“贞观之治”这样的盛世，从而为其在文化上的作为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在思想及文化政策方面，唐太宗也继承了隋朝兴起的科举取士制度，因袭了隋朝重视儒学的政策。但是，在隋朝统治者那里，对儒学的重视并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力量。文帝废之以中途后，炀帝虽有复兴的措施，然而，短暂的政治生命，并没有给予隋朝统治者成就儒学的条件。加之他们从骨子里依然崇信佛法，因而也就在重视儒学的同时，予以佛教的发展更多的财力及政策支持。也使得儒学的恢复没有获得与释、道一样的地位，反而使儒学在当时处于较低地位。唐太宗则号出了儒学病根的脉相。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对侍臣曰： 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1 在此，太宗已经意识到，国家的兴亡的根源实际在于整个民族的思想意识。好释氏、老氏的梁武帝，“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以至于败亡而死。更为可恨的是，大敌当前，兵临城下时，孝元帝的百寮竟然“戎服”听他讲《老子》。太宗知世风如此，非源于下，实由于上。而欲要改变这种学风、民风，就必须重视儒家的“军国典章”之学。《贞观政要》卷六《慎要》记载李世民言：“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且不说他是否的真正的好尚“周、孔之教”，仅就这一表态本身，就足以成为复兴儒学的指导思想。而随之而来的措施，更加使儒学有了实践和发挥的可能。据《贞观政要》卷7《崇儒学》载，太宗初践其阼，即建弘文馆，并精选天下文儒，给以五品珍膳。时常于视朝之余，引文儒学士入于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至深夜时分才罢，并在贞观二年（628年）： 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