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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的流传与发展 在日本发现的300多枚三角兽镜中，有景初三年镜和正初元年镜子的编年史。前者仅一枚,出土于岛根县神原神社古坟。后者共三枚,分别出土于群马县柴崎古坟、兵库县森尾古坟和山口县竹岛古坟,它们的大小、形状、铭文、图纹完全相同,属所谓“同范镜”。按图纹中神像和兽形的排列方式不同,三角缘神兽镜可分“求心式”和“同向式”两大类。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都属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图版伍)。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景初三年,日本邪马台国遣使经带方郡至洛阳,与魏朝通好。魏帝于景初三年十二月颁发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诏书,封她为“亲魏倭王”,赠以金印和许多礼物,其中包括铜镜百枚。次年正始元年,魏朝由带方郡派官员随同该国使者回访日本,向卑弥呼送致诏书、印绶和礼品。因此,上述“景初三年”和“正始元年”的纪年镜便成为日本学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魏镜之说的最有力的依据。 从1981年以来,我连续写了《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关于日本的三角缘佛兽镜》和《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综论》等论文,从各个方面论证三角缘神兽镜(包括求心式三角缘神兽镜和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不是中国的魏镜,也不是中国的吴镜,而是东渡的吴的工匠在日本所作。我认为,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存在虽然十分令人瞩目,但不足以说明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的魏镜。现在,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论点,特就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的铭文试作考释。 依照日本学者福山敏男氏的判读和隶定,景初三年镜的铭文是: “景初三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是京 师,杜□出,吏人□□,三公,毋人 詺之,保子宜孙,寿如金石兮”。正始元年镜的铭文是: “□始元年,陈是作镜,自有经述,本自 师,杜地命出,寿如金石,保子宜孙”。我虽三次访问日本,但没有机会仔细观察镜的实物。但是,根据图版和拓本所见,除景初三年镜上的所谓“杜”字以外,我完全同意以上的判读和隶定(图版伍、陆;图一)。然而,对于铭文的解释,我却有自己的看法。福山敏男氏认为,镜铭中的“京师”是指当时的长安,“杜地”是指长安附近的杜县(杜陵),从而断定它们是来自长安杜县的工匠在洛阳所作之镜。对此,我是不能赞同的。 福山敏男氏根据《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略》“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的记载,认为长安是魏的京师之一,从而判定镜铭中的“京师”是指长安无疑(图版陆,1;图一)。我对福山氏的论点提出异议,首先要从“京师”二字说起。《公羊传·桓公九年》说:“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中国古代虽有複都之制,但“京师”之称大抵限于首都,不包括陪都或其他有名无实的都城。就此前的汉代而言,西汉都长安,雒阳属河南郡,不称东都,故“京师”独指长安,自无疑义。东汉都雒阳,长安实际上已非都城,只因是西汉刘氏旧都所在,故称西京或西都,但不称“京师”。《后汉书》中凡述东汉当代之事而言“京师”者,指的都是雒阳,不是长安(汉献帝初平年间居长安,建安年间居许,故史书中偶尔有称当时的长安和许县为“京师”的,应属例外)。就此后的隋唐而言,隋代称大兴为“京师”,称洛阳为东都。唐代长安、洛阳并称两京,唯前者有“京师”之称,后者多称东都。曹丕称帝,魏的首都在洛阳,称“京师”(晋陈寿避司马师讳,《三国志》中多作“京都”),而所谓“五都”中的其他四都则皆无“京师”之称,这可以从《三国志》的本文和裴注的记载中得到证明。事实上,当时凡言“京师”,往往仅用“京师”二字,不附加长安、洛阳等地名。这样,若有两个以上的“京师”同时并存,岂不互相混淆,使人不知其所指?总之,谓长安为魏的五都之一则可,谓为魏的京师之一则不可。因此,我要说,将景初三年镜铭文中的“京师”视为长安,这是不妥的。“京师”不是指长安,“杜地”二字当然也就不是指长安附近的杜县了。 景初三年镜和正始元年镜同为陈是所作,铭文的内容也基本上相同。因此,要判断景初镜铭文中“京师”二字的含义是什么,就必须参照正始镜的铭文。发人深省的是,正始镜上相应的铭文不是“京师”,而是“师”。如图版和拓本所示,“”字的铸出非常清楚,毫无含糊之处(图版陆,2;图一)。它的上部显然是“草字头”,下部是明确无疑的“州”字。因此,梅原末治氏早在其所著《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中将此字隶定为“”,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福山敏男氏在《景初三年、正始元年三角缘神兽镜铭中的陈氏与杜地》的论文中,也将此字隶定为“”。他说,“”是草的名称,但镜铭中不会使用这样的字(若镜铭中的“”为草名,则“师”二字在文义上亦不可通)。对此,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福山氏为了将正始镜铭文中的“师”与景初镜铭文中的“京师”看齐,主张“”字是“荆”字的误写,并说“荆”字与“京”字同音,“荆师”便是“京师”。为什么会将“荆”误写成“”呢?福山氏说,这是因为镜工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