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第7版《〈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4个误区》的评论.docx

《外国文学评论》第7版《〈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4个误区》的评论 2002年，《外国文学》第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新理解批判理论和作品的解释》的文章。该文对本人的文章《〈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4个误区》 (刊登于《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以下简称为《误区》) 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大致说来, 王文涉及的主要观点有4, 本文拟逐一作出回应。 (一) 问题出在内部 王丽亚女士认为, 《误区》一文“将一些阐释行为形容为‘生搬’‘硬套’某一种理论, 却恰恰在对待作品阐释与批评理论两者关系上走入了误区”。1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误区》一文的主题根本就不是探讨作品阐释和批评理论两者的关系。关于本人究竟怎样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王女士没有直截了当的表述, 而只是断定本人“是从新批评的角度去分析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并探讨存在的问题”, 并且强调“这种分析的缺憾是无须赘述的。正如盛宁先生所言, ‘文学批评如果只局限于具体作品的语义分析, 岂不太狭隘了?’” (第79页) 至于王女士自己怎样看待作品阐释和批评理论两者的关系, 文中倒有明确的表述。在连篇累牍地引用了奈普、迈克斯、赫施、费什、安妮·克兰尼_弗朗西斯、伊瑟尔、里柯、费特利和米切尔等人的各种观点之后, 王女士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应该承认, 理论并不直接为探讨文学文本提供一种方法。” (第81页) 既然《误区》一文并未在理论上探讨作品阐释与批评理论之间的关系, 那么本人走入所谓“误区”的唯一可能性是在批评实践中贯彻了把作品阐释与批评理论视为直接关系的思想。从上下文来看, 王女士确实是这个意思。她在断定本人“毫无疑问”是采取了新批评的理论立场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历史已经向人们昭示, 宣称理论的自足性、科学性、唯一正确性, 或者自认为能够从一个上帝般的制高点统揽意义全貌的理论, 最终只能是一个幻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常说新批评兴盛之际也是它的衰微之时。 (第79页) 至此, 王女士的逻辑已经相当明白:因为本人拾了新批评的牙慧, 所以自以为能够像上帝那样统揽《黑暗的心脏》文本意义的全貌, 也就是把新批评理论直接地运用于康拉德作品的阐释。 问题恰恰出在王女士推理的前提:不知她凭哪一点断定本人是从新批评的角度对《黑暗的心脏》进行解读的?《误区》一文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新批评”的字眼, 本人也没有标榜过自己采用了何种理论立场。诚然, 本人确实坚持从文本细节出发来解读《黑暗的心脏》, 并且反对“从某个思维定式出发, 以偏概全”, 但是从细节出发不等于拘泥于细节, 对文本内容结构以及文字语义层面进行分析并不等于——像王女士批评的那样——只局限于具体作品的语义分析。本人跟王女士一样, 也十分赞同盛宁先生的观点, 也认为只限于具体作品的语义分析的文学批评过于狭隘, 然而本人还记得盛宁先生曾经在多种场合强调过仔细阅读具体作品的重要性。就在那本理论性极强的《人文困惑与反思》中, 他还曾表示过自己想要“把各种各样的理论稍稍放一放, 到文学作品世界中去兜一兜风”。2换言之, 盛宁先生其实是主张理论素养和具体阅读都不能偏废的, 而《误区》一文想要说明的无非也就是这个意思。 王女士在她的文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论证“理论是一种批评意识, 一个观察角度, 一种分析策略”。 (第81页) 言下之意是, 任何理论都是一种片面的出场, 而这种片面的出场多多少少带有合理性, 因为“正是由于……多声、多元的局面才有可能使文本在阐释的历史中不断增值, 而理论本身也在其中不断发展”。 (第81页) 对于这一观点, 本人不但没有异议, 而且曾经在《谈“互文性”》和《用理论支撑阅读——也谈利维斯的启示》两篇文章中发表过类似的见解。3《误区》一文所反对的不是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和女权主义等片面出场的理论本身, 而是有关学者在解读《黑暗的心脏》时生搬硬套这些理论, 这难道有错?即便有错, 王女士也应该在具体阅读《黑暗的心脏》的基础上来证明有关学者并没有生搬硬套上述理论。令人费解的是, 王文通篇没有一处引用《黑暗的心脏》一书, 而是在大谈批评理论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之后, 据以断定本人对该书的解读有误。这样的论证方法是否有失严谨?至于批评理论与作品阐释之间究竟是直接关系, 还是非直接关系, 这实在不是《误区》一文关注的焦点。就连王女士自己也承认:“实际情况是, 批评理论与实践活动之间的非直接关系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81页) 既然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本人对那些错误地运用理论来阐释作品的现象提出批评又有何不可? (二) 结论:“从分析作品的细节出发” “逻辑上的混乱”是王文对笔者的另一条批评。下面是她的一段原话: 不难看出, 殷先生认为, 相当一部分评论家之所以走入这样或那样的误区, 主要是由于他们不顾文本细节。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