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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报》与日本文化 刀是日本武士战斗精神的象征。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时期，65万台湾同胞的生命被残酷杀害。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它是在台湾殖民统治时期从中国文化中分离出来的皇家文化的移植。然而, 在太阳旗下的17年里, 在与中国大陆几乎完全隔绝的情况下, 《台湾民报》作为仅存的汉文报刊, 用一颗赤子之心, 在日本武士血淋淋的刀口下, 在皇家文化的威逼利诱中, 从1920年至1937年顽强地抗击着日本殖民文化, 表现出赤子般的中国根情。 一、 大陆新文化运动—刀光菊影里诞生的《台湾青年》 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年月里, 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台湾学者王育德认为,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杀戮主要集中在前20年, 在整个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中杀害台湾同胞65万人, 前20年被杀人数就超过55万 (占台湾当时人口的15%左右) , 而1920年台湾“国势”调查结果显示全台湾人口才为3 654 398人。1 正是由于台湾民众艰苦卓绝的抵抗, 使日本殖民者认识到仅凭日本武士血淋淋的刀, 是征服不了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决心的, 于是, 殖民者又改为以文化同化为主。于是, 他们拿出了美丽的皇室家徽上的菊, 对台湾民众进行去中国化的同化教育。1914年12月, 日本自由主义者、明治维新的功臣伯爵板垣来台成立“台湾同化会”。以后的30年时间里, 除了在生活中强迫台湾同胞学习日本的礼节和生活方式, 穿日本服饰, 说写日语, 参拜靖国神社, 还在教育上系统地进行“日本皇民”教育, 辅之以武士之刀, 从未间断。 1919年, 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 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刚好为急于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台湾同胞指出了明确而美好的方向。在日本东京求学 (在帝国大学成立之前台湾的中国人必须到日本读书) 的台湾知识分子深受鼓舞, 台湾思想文化界的先驱决定紧跟“五四”历史步伐, 用新思想发起启蒙运动。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 1919年秋, 在东京学习的台湾青年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人联络大陆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马伯援、吴有容等, 为响应“五四”号召, 取“同声相应”之意, 成立“应声会”。1920年1月, 在蔡惠如的号召组织下, 成立“新民会”, 以取代组织涣散的“应声会”。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的林献堂、蔡惠如分别任正、副会长, 会员有一百多人, 并于1920年7月16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台湾青年》 (与大陆陈独秀的《新青年》遥相呼应之意) 。“新民会”连同《台湾青年》的成立, 标志着台湾人民反日本殖民文化“同化”运动的开始, 成为第一批台湾非武装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先声。 《台湾青年》的创刊号《发刊之旨趣》里便旗帜鲜明地表示, “国民之荣辱, 不在乎国力之强弱, 而在乎文化程度之高低”。2陈炘说:“文学者, 乃文化之先驱也”。“文学之道兴, 文化无不与之俱盛。故文学者, 不可不以启发文化、振兴民族为其职务也”。3主要执笔者之一黄呈聪讲得更明白: “‘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未受日本之前就构成‘中国’的一部分……若就文化而论, ‘中国’是母我们是子, 母子生活的关系情浓不待我多说”。“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 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势力的文字打消我们的文字了, 如像我们的社会文化不高, 少数人的社会更容易受多数人的社会推倒了”。4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刊物, 它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都是以继承和革新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认为只要台湾人保持住中国文化, 就仍然是中国人。黄呈聪说“研究中国白话文, 渐渐接近他, 将来就会变做一样”, “台湾虽是孤岛, 也有了大陆的气概了”。 (《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文献资料选集》1979, P15) 它特别注意介绍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组织文化问题的讨论, 发表文学艺术创作。在创刊后, 《台湾青年》以主要篇幅推出几篇提倡新文化的重要文章:陈祈的《文学与职务》, 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5, 提倡汉文白话文, 与大陆新文化运动保持同步。作为台湾最早的白话文理论文章, 林瑞明认为其“文学主张实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如出一辙”。6 1922年以后《台湾青年》改名为《台湾》, 其提倡祖国白话文改革的思想更为激进, 提倡与祖国新文化运动相同步的意见更为具体。黄呈聪和黄朝琴曾经到过大陆, 亲身体会过祖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人局面。1923年元月号的《台湾》分别发表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黄朝琴的《汉字改革论》, 他们以紧迫的民族兴亡和文化危机之忧患意识, 极力主张台湾岛内应与祖国大陆的白话文运动采取同一步调。 黄朝琴认为, 反日本殖民同化, 提倡白话文, 应该由娃娃抓起: 我们台湾同胞, 亦是汉族的子孙, 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