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杜亚泉.docxVIP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杜亚泉 如果说清末的各种民族主义声音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个亮点，那么20世纪20年代的各种“反帝”运动是民族主义的第二个亮点。1912年民国初至1922年初的西安和广州结束。这是民族主义的第二个亮点。此间,随着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变故,尤其是长达五年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战争以及随后的两次和会,中国思想界经受了一次次环绕着民族主义问题的感情折磨,这其中既有对大战孕含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讴歌,又有对大战惨无人道之悲状的疑惑;既有借助参战之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厚望,也有战后被大国出卖利益所引起的失望与激愤。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国家主义与和平主义、公理与强权,这一组组矛盾的思想都纠结于中国知识分子心中,使得他们愈发理智、成熟地思索民族主义诸问题。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下文简称《东方》)在进入民国之后承接了晚清时期所持的“文明排外”主张,并适合新的时境,就民族主义诸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富有独特性的言论,尤其是其主编杜亚泉,编辑钱智修、章锡琛等人倡导一种保守的、调和的民族主义主张,更为时人所注目。因此,把1912-1922年间的《东方》作为一个标本,对其相关言论进行梳理,以此加深了解民族主义思潮在民初十年间的发展脉络与时代特征,是颇有学术意义的。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各政治集团尤其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原本对民族主义涵义的理解就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随着政治秩序的转换,这种歧异再度明显地表露出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直把民族主义主张与“排满”革命的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 “排满”革命迅速成功,中华民国顺利建立,使得孙中山当时乐观地认为,同盟会的三大主义中,民族、民权两主义的任务已基本大功告成,只有“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P574)尽管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民权主义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被他重新提起作为中华革命党的奋斗宗旨之一,但对民族主义这一项,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被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所淡忘。 与此相反,进入民国之后的改良派群体并没有放弃民族主义这一政治纲领,而是通过各种言论方式再次表达了他们原先的主张。杜亚泉在《东方》上的一些言论是颇为典型的。1913年初,杜亚泉在总结辛亥革命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之关系时就与孙中山的观点大相径庭,杜氏认为,辛亥革命的实质是“将全国之统治权,自个人之手移于国民”的政治革命,并不是满汉种族之争。所谓满汉不平等问题至多是这次革命的“助因”,而绝不是“主因”。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也有所谓“夷夏大防”,但它是指一种“文化程度上之区别,非种族上之关系”,相应地,夷夏式的民族主义本质也是“皆以推广文化为亟,而不以排斥异族为能”。以相竞争、相排斥为特征的近代民族主义完全是从外部输入中国的,是中国社会被迫纳入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型国家意识。 按照这种理解,民国新立,五族共和,并不意味着民族主义的使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应乘此政治转型之良机,充分发挥民族凝聚力,增强与外部世界相竞争的能力,以免受制于他民族。钱智修当时也有类似言论。他把民初中国社会“大自典章制度,微至服御玩物,一切以欧美为极则,论及本国,辄存鄙夷不屑之意”的现象讥之为一种“嫉国主义”。纠正这种怪状的首要办法在于唤醒世人的自觉心,振奋爱国主义精神。钱氏承认爱国主义是与个人利己主义同源的,掺杂着一些功利主义色彩。但他认为人之所以爱自己的国家,“亦以己固托处于其中,而有利害荣辱之关系云尔”。在人类大同未至之前,爱国主义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很明显,钱智修在这里所持的爱国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 1914年6月欧战爆发,《东方》知识群体的民族主义呼声不仅恰逢其时地得到了应验,而且被进一步激发。从战争一开始,《东方》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战争的五年间,该刊对战争各项内容的报导不下二百篇,仅杜亚泉一人对战事进程的长篇连续报导就有近二十篇,所以有论者认为,《东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迅速的介绍“为当时(国内)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战事之初,该刊的所有社评都一致认同此战是一场民族主义之激战,如杜亚泉就曾言欧洲西线的战争是日耳曼民族与拉丁民族之争,东线的战争是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争。更有论者借用日本人的言论,赋予这场战争以新的民族主义内涵,说“古今战争,乃帝王将相率民族而战之战争;今之战争,乃一民族驱使帝王将相而战之战争也”。对战争性质的如此理解也导致了该刊论者当时异口同声地赞美充满活力的德意志民族,进而把德皇威廉二世誉为具有强力意志的人格化身。总之,一次大战给《东方》论者带来的第一直观印象就是:“现实世界各民族,无不以民族为基础,构成政治的单位,以实现国民生活,显示同类意识”。20世纪的国家如果不建筑于国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强心之基础上,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