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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升、萧乾、文洁若往还书信 生活中的一些经历让人非常奇怪。我阅读《丸山升、萧乾、文洁若往还书信》(以下简称《往还书信》)书稿,竟然发现,我不但与丸山升先生、萧乾先生和文洁若先生都相识,而且与他们通信中提到的许多人,譬如文坛前辈沈从文、冯至先生,同行友人李辉、傅光明诸兄等,也都相识,甚至熟识。也因此,阅读这部通信集,于我而言,不仅是在重温信中不断提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瞬间,也在重温我与三位写信人和信中提到的一些前辈和友人的交谊片断。这样倍感亲切的阅读体验,在我是并不很多的。 我与丸山升先生有过其实并不密切的交往。他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学界是继竹内好、竹内实之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一九八〇年代,丸山升先生数次到沪进行学术考察和交流,我因此有机会结识这位彬彬有礼的日本学界前辈。首次与他见面应在一九八六年十月,这有他和伊藤虎丸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事典》一书上的题词为证。《中国现代文学事典》由丸山升、伊藤虎丸和新村彻先生合作主编,一九八五年九月日本东京堂出版,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重要的日文工具书。在我保存的《事典》前环衬上有如下的毛笔题词: 陈子善先生: 此书本来我们友人铃木正夫赠。现在我们访问上海见陈先生,题字为念耳。 伊藤虎丸 丸山升同赠 一九八六、十、三十锦江饭店 题词出自伊藤先生之手,丸山先生的签名则是他的亲笔。我与伊藤先生已是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一年前在浙江富阳举行的纪念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丸山先生却是首次见面。当时匆匆,本欲再找机会拜访,继续请益,别人提醒我,丸山先生是严重肾病患者,即便在客中,也要定时到医院人工透析,时间宝贵,这很出乎我的意外,当然不便再打扰而作罢。当时我的医学知识贫乏得可怜,根本不知“人工透析”为何物,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我对丸山先生为了学术、为了中日文学界的学术交流抱病来沪,深感敬佩。 丸山先生回日本不久,就给我寄来了他的新著《上海物语》,一九八七年十月集英社初版,列为“中国的城市”丛书之五。书中签条上有他的钢笔题字:“陈子善先生指正丸山升敬赠。”我是后学,由此也可见丸山先生的虚怀若谷。《上海物语》在丸山先生众多论著中大概不占显著地位,但日本讲谈社二〇〇四年七月又将其收入“学术文库”重印,相信还是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书中的论述起于近代上海开埠、租界形成,止于抗日战争爆发,重点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和日中文人交游的查考和阐释,颇多发见。在一九八〇年代以来海内外学界的“上海热”著述中,《上海物语》虽不显赫,却也是得风气之先之作。 一九九七年秋,我到东京都立大学访学。丸山先生得知后,特意召集他所主持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同仁为我举行座谈会,记得尾崎文昭、藤井省三诸兄等都参加了。我在会上说了些什么,已不复记忆,不外是讨论我当时正在从事的梁实秋、张爱玲等曾长期被埋没的现代作家。记得丸山先生听了我的发言后,提了一个问题:你发掘和整理了这些作家的许多作品和史料,很好,希望能进一步介绍他们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当时怎么回答的,也已不复记忆。后来读到丸山先生一九八九年就已发表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他在文中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时,就曾表示: 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侧面被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内部所包含的丰富的发展可能性被揭示,这都是使人高兴之事。不过,到目前为止,坦率地说,我感觉到这些多侧面、多样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孤立起来看的,而其相互间关系以及这多种要素在整个文学史中以何种方式相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合力以推动文学史——对于这些问题,尚未进行充分的论述。当然,对于过去相对来说没有加以研究的流派和作家,与其性急地评价其意义与作用,不如暂时从缓,先集中精力去对被埋没的作家作品进行再发掘,对事实加以整理。我也能理解这样做的重大意义。只是在这样理解的基础上,我觉得如果能与再发掘和整理的工作相并行,对于包括上述多种要素和多样流派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的内部规律再稍加议论,恐怕更好吧? 可见这是丸山先生一贯的观点,他对重新爬梳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新的整体把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具启发性,也尤其值得我深思。 萧乾先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复出的作家之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包括他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包括他主编《大公报·文艺》的突出贡献,以及他在一九四九年天地玄黄之际毅然决然奔向北京,他本不应该遭受那么多的坎坷与磨难。我是从《一本褐色的相册》和《负笈剑桥》两书开始认识萧乾先生的,首次在京拜访萧乾先生的时间则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因为我保存着他当时题赠我的两本小书,一为《北京城杂忆》,另一为《萧乾西欧战场特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