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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的乡土超越困境和超越的困境赵鼎新教授访谈 赵大师，你！我们知道你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人物。因为它对中国社会的关注超越了对昆虫的热爱。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是早年的经历的影响, 还是当时时势使然? 我想, 更重要的还是时势使然。1986 年我到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学习昆虫学。从上海出发时, 我的导师杨平澜握着我的手说: 赵鼎新, 学成后赶紧回来, 报效祖国。1989 年4 月5 日, 我回到上海看望他时, 他却告诉我, 近年千万不要回来, 眼下社会问题太多。此后几个月发生的事件, 导致我久久不能平静。昆虫学博士论文只剩十几页了, 却始终不能动笔。我那时也许应该进行几次心理咨询, 问题是我当时都不知道有这一职业的存在 (电影中看到过, 但是与真实世界联系不起来) 。经过几个月的人生低潮, 我决定改学社会学。我们这代人往往有很强的鲁迅情怀, 即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中国, 当时的我也不例外。当然, 在此后的几年, 随着阅读面越来越广, 我的眼界和想法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现在最不想当的就是一个救国救民的英雄, 或者是一个“国师”。我绝不会觉得社会如果不依照我的主张发展就不会“进步”。我只希望能做好一个学者, 为社会学的发展, 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做出一些贡献。 另外, 早年的经历对我这一抉择也有很大影响。“文革”开始时我小学刚毕业。1966-1969 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