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研究与敦煌学 .pptx

敦煌文献研究与敦煌学;序 言;姜亮夫先生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

将敦煌、吐鲁番一带的石窟造型、文书文献、简牍遗迹等，都划入敦煌学研究范围，使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基本涵盖了当今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节敦煌学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先生曾将敦煌遗书等与孔子壁中

书、汲冢书并列为自汉朝以来的“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只可惜在当时，无论是王道士，还是当地官员，都不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王道士颇机诈，思藉之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正是由于这样的无知与自负，最终使得敦煌遗书和文物成为外国探险家争相获取的对象，大量宝贵文物流失国外。;废弃说;避难说;三界寺藏经说;1944年8月30日，常书鸿等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早期驻守者为修建职员宿舍，在清理拆去的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的塑像时，发现了敦煌六朝汉文写本，“计共得六朝残经杂文等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其中有题记年号者，计北魏兴安三年五月十日谭胜写《弥勒经》，北魏太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写《佛说灌顶章句拔除罪过生死得度经》及北魏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唐丰国写《孝经》残页三种。此外尚有六朝职官名册残页，均甚名贵……此次发现，实为史坦因、伯希和等盗窃藏经后敦煌之创闻。本所成立于盗窃俱空之际，有此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之‘敦煌学’又增加若干研究资料，亦中

国

文化之幸也”。;1959年，敦煌研究所研究人员在宕河东岸喇嘛塔中发现了用西夏文写的《观音经》、《金刚经》等三件写本文书；1965年，研究人员又在莫高窟第122窟前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出《天宝七载过所》、《领物残账》等汉文写本文书；1988年至1989年，研究人员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了三次清理挖掘，获得汉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的写经残页和西夏文字典残页多种，还有银币、铜币、铁币和丝麻织物、彩绘木俑、调色盘等文物；此后，他们又在继续清理北区石窟时，发现了叙利亚文的《圣经·诗篇》。虽然发现数量较少，但都弥足珍贵，也令人们对在清理莫高窟洞窟的过程中发现新的文献与文物抱以极大的希望。敦煌文物流失之

“伤心史”。;第一节敦煌文献的流失斯坦因;1907年5月，斯坦因以四块马蹄银(二百两)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中“购买”了一千零五十多份汉文

和

藏文卷轴，离开敦煌后，他又派蒋孝琬再次前往莫高窟，以约合一百三十英镑的银子再次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二百三十捆约三千卷藏经洞文献。一年多以后，斯坦因将总共二十九箱文物运抵伦敦英国博物馆，其中包括二十四箱汉、藏写本，五箱绘画、刺绣及其他具有同样价值的艺术珍品。

1914年3月，斯坦因又一次来到莫高窟，再度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五大箱五百七十件写本。;斯坦因收集的敦煌文物和文献，主要收藏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其中的汉文印本使用的是P．(Printer的缩写)编号，共计二十个；写本使用的是S．编号，即

“斯

坦因编号”，中文作“斯”。S．1－6980以缩微胶卷

的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得以公布；台湾黄永武在其主编的《敦煌宝藏》中，续编了S．6981—7599号的卷子。1991年，荣新江与方广铝赴英国图书馆进行S-6981--13677号的编目工作。1990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十五卷本《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刊布了S．1—13677号中的所有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伯希和;伯希和所获敦煌文书，全部收藏在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其中汉文写本编号为P·或P-ch．，中文简称为“伯”，编号2001---6040，2000号以前和中间4100----4499、5044--5521号

为空号，其中前面2000号原是留给藏文卷子的，后因藏文卷子另编专号而空置，中间的空号也各有原因。伯希和藏文写本编号为P．t．，已编号为0001--2216，另有一些佛教文献因重复太多没有编目，计P．t．2217_2224和Rt．3500---4450

号。此外，除于阒文材料没有单列外，粟特文、回鹘文、梵文、西夏文等材料都各有编号。;伯希和将从敦煌获得的文书和文物运回法国后，于1909年10月来到北京购书，随身携带有

《老子化胡经》等十多种敦煌残卷，先后向罗振玉、王国维、董康、蒋斧、王仁俊等人展示过。罗振玉闻说莫高窟尚有剩余写本八千余卷，便迅速提请学部收集。

1910年，清学部致电甘肃都督毛实君，令

其

立即查点、封存藏经洞文献，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将所有剩余文书全部解送到北京保存。;王道士偷偷转移了一批卷子，又将一部分卷子装入“转

经筒”内，藏于第367窟，所以并未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