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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外国教育史》有感

自由是民主的一个关键观念。当它得到理智支持时，自由就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在人们辨认出它的因果关系时，而且我们在知识中把“不确定的因素和所认识的因果关系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可预测结果，并且为这些可能的结果有意识地作准备时，自由也就成了一种现实“。只有当他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和他想干什么“时，一个人才算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深思熟虑的“，它所依靠的是这种“反复考虑事情、审慎地看待事物“的能力。民主的自由思想从来不认为一个人总是有干他所喜欢的事情的权利，即使在这种行为没有损害他人自由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真正的自由，是“思想的自由，以及任何程度的行动自由，而经验对于产生理智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民主的生活是一种共同生活。它并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和有机的联合活动。人们的共同生活需要彼此沟通。在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互相交往，他们可以分担问题以及分享兴趣；他们可以持有共同的理想，这些理想代表了公众所珍视的价值。因此，沟通乃是一种分享经验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直到某些经验变成共同经验为止。它能改变所有参与者的意向。我们可以说，沟通乃是社会事务的一种理智形态。它的结果能增进所有人的能力。虽然它不能改善个人的天资，但是，它确能“提高所有人运用理智的水平“

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它由许多个人和团体所组成，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目标和从事不同的活动；他们中的每一分子，对于环境都有其独特的感受、挑选、抉择、反应以及利用。在民主体制下，必须接受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整个的社会和全体的事务“，有的只是个人和团体间的互相关心和了解。例如，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官方与公众之间应互相了解，两方面都应拥有关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学识，以便于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互相合作。在处置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局面时，必然要组织一班专家来应付，于是，这班专家渐渐形成了一个有自己的利益和知识的专门团体。但是，这个团体的成员绝不能把他们自己与“需要他们提供的学识“分隔开来。除非他们有一些关于公众问题的直接经验，否则，他们甚至不能理解这些问题。另一方面，虽然社会的成员即平民百姓不是专家，但是，他们应该对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良好的理解。这就意味着平民百姓享有参政权；且意味着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而这些利益是可以运用“微妙的、精致的、生动的以及敏感的沟通技巧“的。

因此，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有必要在个人与团体之间以及专家和公众之间进行一些沟通。鉴于所有人都通晓同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养民主体制下的全体成员，使其对于问题持科学态度并采用理智的方法解决问题。

然而，当我们强调要培养科学态度时，并不是要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为学科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建议把科学方法视作社会上全体成员所共享的一种价值观。持科学态度能使个人从经验角度去了解他们的问题并采用合作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并且认识到“对他自己不适合的东西，对他人也不适合“。这样，通过科学态度的交流，联合行为转化成一个共同体，其中存在着真正的社会性。因此，若要使公众的意见足以明智地应付在这不断改变的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科学态度的传播是唯一的保证。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民主体制需要理智才能恰当地起作用。只有那些学会了独立思维、探究以及把运用理智作为一种方法的人，才不会受迷信、宣传以及专制教条的影响。一个有

批判性思维的人，正是民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杜威宣称：

只有在秘密、偏见、癖好、歪曲、宣传以及十足的愚昧等被探究和公开性所取代时，我们方可宣告，民众现有的理智对于社会政策的判断是多么的恰当。

毫无疑问，理智是民主体制最牢固的保障，但是，这种有效的理智并不是人生来便有的品质；它也不是来自自然的天资；它是后天习得的，取决于“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教育“。“与他人的自由交往及沟通“，是培养理智发展的最有利的社会条件。而民主主义社会，或个人自由的社会，是一个需要理智以及能产生理智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所有的个人，“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为解放及丰富他人的生活而做出贡献“，并且这是“任何个人能自由地、正常地长大成才的唯一环境“。由于成长存在于自由的和直接的行为结果之中；它不是一个外部旁观者的行动，而是一个在自然和社会情境里的参加者的行为。除非社会的条件是非常的自由，以至于能把分享的经验扩大至最大限度，并且能公正地分配个人的职责，否则，一种完整的个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自由文化对于人类理智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既是实现个人潜力的条件，又是社会进步的条件。杜威说：

没有自由，旧的真理变得陈腐不堪和失去效用，以至于它们不再作为真理，而纯粹成为外部权威的命令。没有自由，探求新的真理以及开辟人类可以更安全和公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