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东京审判学术史发展脉络.docxVIP

西方东京审判学术史发展脉络

60余年的西方东京审判研究看似纷繁，但其发展轨迹清晰可见，以下是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西方东京审判学术史发展脉络的，供大家阅读参考。

在东京审判研究领域,西方学界(美国、英联邦国家、法国、德国、荷兰等)是仅次于日文学界的一极,60余年来积累了数十种研究成果.新世纪初,美国学者韦尔奇(JeanieM.Welch)曾编写过一部东京审判英语著作的书目提要,将涉及东京审判的西文档案、著作、论文、未刊学位论文等一并纳入.①越十余年,旅美历史学家杨大庆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东京审判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西方(英语圈)东京审判研究的新进展》一文,将美国外交史学者麦尼尔(RichardH.Minear)的《胜者的正义》一书(1971年出版)和世纪之交相关出版物的涌现作为标志,二战后的西方东京审判研究史由此被区隔为三个阶段.惜韦尔奇所编一书泥沙俱下,收录了许多与该课题关系甚微或学术贡献甚寡的文章,而杨大庆先生文章梳理的西方学术发展的脉络似尚存可辩之处.本文的探讨对象是西方的东京审判学术史,旨在从横向维度(取径)归纳其学术脉络,从纵向维度(时间)勾勒西方学界60余年来的发展历程.

一

60余年的西方东京审判研究看似纷繁,但其发展轨迹清晰可见.①西方学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大致循着三条路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东京审判历史学研究、东京审判法学研究.当然要将西方学术成果依据这三条路径完全分开是困难的,因为一部专著甚至一篇论文往往同时包含上述三方面.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包括对法庭历史---建立法庭的历程、遴选法官和检察官、国际检察局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建、被告和辩护律师群体、取证、审判程序、庭审过程、判决书的形成、宣判及执行等方面---的叙述,以及研究东京审判与同时代政治、外交之间的关系.易言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研究对象是:1946-1948年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东京审判历史学研究则不同,它要求学人代入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的视角,回到历时30个月的庭审过程中去,对照三方检举、辩护、裁定的1928-1945年日本侵略史---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它们等同于东京审判对这段历史的叙事与重构---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异同.易言之,东京审判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东京审判和日本侵略史的重合区域.

譬如,研究天皇被免于逮捕和起诉的过程及背后美国的利益考虑,属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的范畴,至于检证天皇是否对战争罪行负有责任,则属于东京审判历史学研究的范畴.至于东京审判法学研究,是在辨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管辖权、审判过程等史实的基础上,研究它的继往(构成东京审判合法性的法律条款、习惯法和条约)和开来(它们对1948年后国际法和司法实践的建设性作用),从而确定东京审判在国际法和国际刑事法庭演变史上的地位.

循着这三条研究路径,笔者认为,西方学界60年东京审判研究经历了三次突破: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前期,奠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史叙述的基本框架;1953年印度法官帕尔(RadhaBinodPal)的异议意见书出版,并在18年后得到《胜者的正义》一书的呼应,后者的问世为西方学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之外,另辟出东京审判法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这两条新路;2008年前后,伴随着与日本学界交流的展开,以及收集档案资料工作取得的进展,东京审判研究走向深入.

二

有学者称西方东京审判研究在《胜者的正义》出版前,仅有零星的几份英文出版物涉及东京审判本身,往往是一些短文或者未经发表的论文,②此说不尽然.西方东京审判研究起步于1940年代末,最早在该领域耕耘的两位学者美国人霍洛维茨(SolisHorwitz)和萨顿(DavidSutton),都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季南(JosephB.Keenan)的助理,他们不仅是法庭亲历者,而且都曾负责搜集日本侵略罪证、整理撰写相关材料,并在庭审过程中担任登台指控日本侵略罪行的检察官.

③其中,霍洛维茨刊登在杂志上的百余页长文《东京审判》(1950年版),由于不是专著,中国学界几乎无人关注,其实它提供了许多东京审判内幕(没有注脚的史实在文章中比比皆是,它们应该都是这位检察官在国际检察局和法庭内的见闻),所以这篇文章至今仍是许多西方论著脚注的重要来源.

①更重要的是,霍洛维茨的文章设置了起源和权力、法庭宪章和审判机制、被告和起诉书、审判、判决书和宣判等章节,清晰地叙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继后的研究尚没有突破该文的框架设计.下表1是笔者归纳的迄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史研究所集中的主要方面:几十年后,美国国际关系史学者皮克加洛(PhilipR.Piccigallo)的《站在被告席上的日本人:盟国在东方的战争罪行清算,1945-1951》一书,和曾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