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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不甘随人后

陈寅恪信札六十封（未收入三联书店二○○一年初版、二○○九年重印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写于一九三○年初到一九三三年初。内容为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资料室借书、还书，向资料室提供购书书目和书讯，请图书员为自己代购书刊。收信人为图书员杨樾亭、所长傅斯年。二○一二年六月，中华书局《文史》第二期发表了由笔者整理笺释的这批陈寅恪信札。

这批信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是多方面的。它使我们看到了陈寅恪那几年成名作和所开课程背后的资料准备细节，史语所对陈寅恪研究、写作的支持，他以“预流”的学术视野广泛搜集、掌握国际汉学资料。他对日本汉学界学术动态的追踪了解，着力购藏日本汉学的新材料和重要文献，强烈地表现出“要让汉学的中心在中国”的精神状态。但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多久，他的学术中心便从汉学领域转到本土史学，信札保存了他这次学术转向的线索脉络。

欧洲汉学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通过古东方语言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史与民族关系史方面，成绩卓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涌现了沙畹、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高本汉等大师。他们的学术取向、兴趣、方法成为中国学者仿效的对象。

日本的汉学在继承中国传统学问成就的基础上，发扬“读西书能力强于中国，读汉文能力强于西洋”的优势，学习、引进欧洲汉学的工具、方法，取得了长足发展，崛起了那柯通世、内藤湖南、白鸟库吉等著名的汉学家，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