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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族企业看公司治理杨鑫

摘要：家族企业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不得不提的一部分，美国《商业周刊》一次调查显示，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当中，有177家属于家族企业。他们都在经济市场上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也是世人畅谈不衰的谈资。本文将试着从中国文化和经济政策体制的背景探讨中国家族企业在公司治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控制权产权

《财富》杂志500强中37%的企业是家族企业。沃尔玛、福特、洛克菲勒、宝马、索尼、丰田、三星、现代等，每一个名字都举足轻重。在中国，远如李嘉诚家族、包玉刚家族、王永庆家族，近如荣氏家族、刘氏希望集团。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下的家族企业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家们他们都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面临着自己的特有难题。

—研究背景

马克思韦伯在其所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曾经这样指出：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一定的道德准则，也就没有企业家阶层，但是没有宗教伦理，就无所谓真正的道德准则。萨伊说企业家“即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在韦伯眼中，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企业的基础在于管理，而管理的基础来自文化。所以，现代资本主义是基于西方的新教伦理而产生的，在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熏陶下，不可能有商业文明。90年代开始，中国商界开始寻求或是创造自己的商业传统，中国当代的家族企业领袖们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下开始打造自己的帝国。

二近代中国式家族企业发展历程

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上至胡雪岩下到荣毅仁都不能说是西方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从来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机制出现过，胡雪岩被称作“红顶商人”，荣毅仁也被称为“红色资本家”。他们鲜明的映射出中国体制变革的轨迹。

80年代中期，“投机倒把”在中国大陆依旧是一项罪名，而90年代开始，中国商界开始寻求或是创造自己的商业传统，他的面前有美国模式、德国制造或是日本与韩国方法。在一片废墟之上，日本与韩国的企业领袖们都用仅仅几十年时间创造了奇迹，索尼、丰田、三星、现代一个个世界性企业拔地而起。有人称1984为中国企业元年，因为这一年诞生了诸如联想、海尔等一大批企业。

三中国家族企业的难题

从经济学中成本的概念上讲，家族企业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拥有资源和才能的经营者最初在寻求合伙人或是亲信时，家人无非是最好的选择，长时间的相处提供的是一种沉没成本，可不可以共事、对方能承担多大的责任在一开始就心中有数了。与此对应的是在选择局外人时面临的是一种机会成本，对方的能力和品质都是未知的，需要时间的考量，这对于经营者而言是一种很大的不确定损失。在此基础上再扩大一下范围，类家族企业出现了，像当年的德隆系，后来的涌金系和新东方教育集团等。成本的概念来源于西方，东方传统提供的就是家族理性了，所以接下来将从家族理性和西方的企业理论来探讨。

首先是控制权，这似乎是家族企业之所以如此称呼的原因。08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的首富刘永行，其旗下的东方希望集团至今未上市，最高层面的股权结构仍不为人知，但其持有绝对性股权是肯定的。而胡润排行榜的首富黄光裕手下的国美电器在借壳中国鹏润之前为其个人100%所有，即便在交易完成后，持股量仍然是绝对多的。控股权在多方面影响着

公司治理，

—资本结构。创业初期的资金都来自于创业者，等到企业做大做强之后，比如公司上市的可能后果是发起人股份的减少，苏宁上市后，张近东的股份已经只有40%左右，这与前面两位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而强烈的资本控制欲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寻求心里安全的体现，王志东的经历就算是一个教训了，多次风险融资使得新浪上市之后，其个人所持股份仅在6.1%左右，后来他黯然离职，在资本层面没有实质性控制力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

二决策机制。控制权决定“一股独大”，像刘永行公司日常事务都是他一个人定夺，一家之主的形象不言而喻。独裁治理和军事化管理有相似之处，在企业发展初期应该说是利大于弊的，这有助于形成一种效力，个人认为可以称作为企业文化，但是当经营越来越复杂时，这种独裁有有碍于企业的高速发展了，要么是人才的流动性大，要么是公司创造性的抑制。

三企业家自身素质。客观上讲，如今已经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领袖大多都是60年代或更早生人（丁磊的年龄、学历和身价是比较少见的），他们的教育，甚至于整个企业家集体受到的商业教育都是贫瘠的，很多人都在虚心的学习西方商业模式或是向李嘉诚们求教。这仿佛遵循着商业世界的规则：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代领袖，那就更为勤勉地成为一个执行者。而执行者和企业领主又是有区别的，前者或许可以更加靠近领袖的梦想，而后者则有匹夫之勇了。

其次是产权，现代公司治理的前提条件是产权明晰，两权分立。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