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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的开放政策与丝绸之路经济的开发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历朝统治者以开拓疆土，沟通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原和西域各民族的团结和稳定，促进中国和西方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为目的，开通丝绸之路。为此，历代中央政权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或派遣使节，或沿途设置驿站，或设防巡哨，或屯田于荒野，在流沙浩浩，狂风飞雪中架设了东西方之间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隋朝国祚虽短，但在统一中原后，隋炀帝不再封锁国内市场，且取消各种限制，这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隋炀帝为什么如此重视丝绸之路?在他执政14年中，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取得了怎样的效果?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廓清。

一、隋炀帝重视丝绸之路开放政策的原因

首先，隋朝初期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丝绸之路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隋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杨坚征伐南方的陈国，基本结束了分裂300多年的历史。隋文帝还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至隋炀帝统治期间，拓垦田地，曾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人口不断高速增长，隋朝控制的疆域扩至590个郡1255个县，全国民户达890万户4603万人。国库中积聚了数量庞大的粟帛，其中著名的兴洛仓(在今洛阳)、常平仓(在今三门峡市陕县)、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广通仓(在今陕西大荔县)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农业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隋氏之盛，极于此也”［1］808。

其次，扩展疆土，实现统一，为丝绸之路开放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安全保证。6世纪以来，沿丝绸之路的各国、各地，相继或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时期，新旧王朝、新旧制度相互交替，东西方民族大迁徙，各种思想文化交流融化，为丝绸之路开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当时在中原地区因突厥兴起，政治上仍然南北分裂，而原来统一于北魏的北方也相继出现了东魏、西魏和北齐、北周的新分裂。隋炀帝继位后，励精图治，通过军事征服，一方面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一方面亲征吐谷浑，在吐谷浑故地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版图。隋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在今甘肃山丹县南)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其间在西域设置西海(即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巴颜喀拉山东一带)、鄯善(在新疆鄯善县东南)、且末(在新疆且末县城西南)、伊吾(在新疆哈密)五郡，通过实行郡县制度的办法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中国封建时代国境抵达西北地区最远的先河。隋炀帝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使大隋王朝东南的疆域扩大到印度的安南、占婆(今柬埔寨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古河套一带)。隋炀帝效法古人，把拓展疆土作为实现“超越秦皇汉武，成为千古一帝”的雄心壮志，自在情理之中。这也是隋炀帝成就一番业绩，推行丝绸之路开放政策的动力之一。

第三，从现实情况看，开发丝绸之路既能使隋朝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度，又能炫耀中华强盛，达到隋炀帝本人四处寻找奇珍异宝的目的。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隋炀帝继位后，为了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商贸“互市”，保证长治久安，决定西巡。隋大业五年(609年)，山丹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举世闻名，载入史册。此年六月，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登山丹焉支山，参禅天地，召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原王朝帝王西巡至山丹境内的重大活动，史称“万国博览会”。此举使张掖举世闻名，成为西域和外国商人同中原商人交易的中转地之一。

二、丝绸之路开放政策的几点措施

隋炀帝继位后，通过战争，拓展疆土，征服周边各国，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设置管辖范围，迫使周边各国俯首称臣的被动僵化局面，而是力图通过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发挥丝绸之路的综合效益。

第一，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派专人负责对周边各国使节和商贾进行管理，并了解其政治、经济、风俗等基本情况，实行开放政策，放开或取消各种限制。当时很多西域商人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多在河西地区进行交易。隋炀帝特派礼部侍郎、地理学家裴矩到张掖招徕各地胡商，总管这项贸易。裴矩一面管理丝路贸易，一面亲自向各地商人访问和调查西域和西方各国的山川、风俗、政治、经济等情况，撰写了《西域图记》一书，涉及四十五国，并附有详细地图，对西起今甘肃甘南，青海海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北直到北海(今里海)以南两万多里的丝绸之路，作了系统记述和介绍。裴矩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说:“皇上应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