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畅销原因分析.docVIP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畅销原因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畅销于中国大陆的原因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以市场为取向的出版经营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突破，迫使出版社不得不重视经济效益;内容契合了当时大陆人们的阅读需求和审美心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拉动了小说的销售;版权保护意识的缺失和民营书业的兴起，客观上促进了港台通俗文学作品在大陆的空前畅销。

80年代;港台通俗文学;畅销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通俗文学作品开始受到全社会追捧，其中，既有大陆本土的，又有香港、台湾的，还有国外的，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港台通俗文学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港台通俗文学作品就开始在大陆出版传播，如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于1981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转到花城出版社出版)，累计发行117万册，但形成规模并真正畅销是在80年代中后期。从体裁来看，在大陆畅销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其中最主要的又是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从作家来看，畅销于大陆的港台武侠小说作家有金庸、梁羽生、古龙、陈青云、温瑞安等，言情小说作家有琼瑶、岑凯伦、姬小苔、严沁、亦舒等，但最有市场号召力的无疑是金庸与琼瑶。

据笔者初步检索，从1984年11月至1985年10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庸的所有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被首次引入大陆出版，共有13个版本，分别由全国11家出版社出版。到1990年，金庸小说在大陆有25个版本，总印数累计478.8万册，平均每种约19.15万册，其中，《倚天屠龙记》发行89万册、《射雕英雄传》发行70万册、《书剑恩仇录》发行69.8万册、《飞孤外传》发行62万册、《侠客行》发行45万册①金庸小说的种数、累计印数及其各书的发行量，出自《港台文艺类图书出版综述》(作者于青，刊于《中国出版》1992年第11期)，下文关于琼瑶小说的数据也出自此文。平均印数由笔者算出。。从1985年5月到1989年3月，琼瑶的长篇小说被首次引入大陆出版的至少有38部，分别由24家出版社出版。其中，1985年出版11部，1986年出版15部，1987年出版3部，1988年出版7部，1989年出版2部。到1990年，琼瑶小说在大陆有73个版本，总印数累计752.809万册，平均每种约10.31万册，其中，《烟雨濛濛》发行78.4万册、《浪花》发行76.3万册、《星河》和《兔丝花》均发行48万册、《彩云飞》与《一帘幽梦》均发行30万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对1978年至1998年北京市区公众的读书生活及其历史变迁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1985～1989年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金庸作品”居第2位，“三毛、琼瑶作品”排在第6位。［1］49“在北京的小胡同或者大街人行道的个体书摊，琳琅满目的杂志书报中间，琼瑶的作品摆在醒目的位置”。［2］其实，何止是北京，全国各地莫不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的印数少则十万册，多则七八十万册。

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庸和琼瑶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作品何以风靡中国大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原因有五个，下面简要分析之。

一、从受众层面看，1984年下半年始，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全面铺开，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和市民阶层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如果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中心转移”成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以“体制改革”成为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中国经济改革从此全面铺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改革的主战场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日益推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农民开始涌入城市，特别是到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的先驱与前沿地区去打工赚钱，迅速形成一股巨大的“民工潮”。20世纪80年代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打工的外省民工有400多万人。［3］这些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无所事事，情感空虚。他们没有足够金钱去进行高消费的娱乐活动，文化程度又低，因而阅读通俗小说和各种无聊的小报小刊，就成了他们打发业余时间的重要方式。对他们来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实在是一种最适宜的消遣方式。

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也非常符合市民阶层的心理需要，非常符合他们的价值尺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城市中，存在着众多只有初等、中等文化水平的市民。由于“文革”十年的耽误，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好好上过学、读过书。农村如此，城市也好不到那里去。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大陆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含毕业生、肄业生、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