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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台湾电影对大陆电影的美学影响初探：1978-2018

摘要：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也同时开启了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之间的电影艺术互动交流的时代帷幕。40年来，海峡两岸电影艺术各自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台湾电影以一种“逆时差”的方式对刚刚摆脱政治羁绊的大陆电影产生了“艺术回归人性与人情”的价值新启蒙，而“台湾新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大陆电影的新生代力量产生过一系列程度不一的审美冲击。在2003年以来的大陆电影产业化发展大潮中，台湾电影虽然体量很小，但其对于大陆中低成本电影的创作也构成了持久而潜移默化的美学影响。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台湾电影；大陆电影；美学影响

如果把中国电影史理解成一种“文化地理”现象，那么曾经在“北京”诞生、从“上海”出发的中国电影在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了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某种既承接“旧日时光”又创造出新的“开枝散叶”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于香港电影而言是一次“再度出发”，而对于台湾电影而言却几乎是“从零开始”。20世纪50年代几乎是“从无到有”的台湾电影从李行导演及国民党官方其时力推的“健康写实”电影路线起步，经过社会政治波折，伴随着60年代与70年代社会经济的快速成长，迎来了1962年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创立，步入了以“琼瑶”和“武侠”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在历经香港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栉风沐雨”之后，在80年代遂萌生出了不起的“台湾新电影”，从此台湾电影体量虽小，却扬名国际，成为当代中国电影在海峡另一边的不可小觑的“亮丽风景”。

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饱受政治动荡冲击的中国大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大陆电影的艺术创作也相应重回“人性与人情”的人文主义轨道，并开始追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从而迎来大陆电影的“新浪潮”。回眸历史，管中窥豹，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大陆与台湾从隔阂到融合，从对抗到对话，从互看到交流，两岸电影文化的传播互动频密而深入，行稳而致远。当前大陆电影无论是繁荣创作，还是产业规模都远胜台湾电影，但是若作公允之论，从两岸电影持久而广泛的关系史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台湾电影对大陆电影所施加的美学影响，也似乎一直呈现“草蛇灰线”之态势，而有“伏脉千里”之潜质，值得回味与探究。

一、台湾电影美学的“逆时差影响”：1978-1989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过往文艺政策对“政治第一”标准的盲目推崇，使得文艺创作在历经长期的压抑与扭曲之后，逐步开始了人性与情感的复苏。对于“人的文艺”的呼唤，使得包括电影艺术在内的大陆文艺对于几乎一切能够激荡起人们对于“爱与美”的心灵呼应的作品都有着空前旺盛的审美需求。而长期的闭塞与匮乏，更使得这一时期的大陆文艺创作与文艺接受在题材和观念上严重迟滞于同时期的当代世界文艺前沿。因此，就台湾电影对大陆电影的影响而言，在这样一个特殊与特定的历史时期，那些台湾本土主流的大众化的、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落伍的文艺作品与现象却出乎意料地对大陆文艺构成了一种“吹皱一池春水”的传播效应。这种效应在电影领域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台湾电影美学对大陆电影创作及其接受的“逆时差影响”，而这种影响居然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

当时光来到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岛屿上自60年代以来曾经一度长盛不衰的“琼瑶电影”却也已经到了几乎是门可罗雀的地步。可是造化弄人，“琼瑶电影”却意外地在中国大陆连同“琼瑶小说”一道成为大陆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最热门的文艺焦点，影响既广且巨。在诸如《窗外》《几度夕阳红》《庭院深深》《彩云飞》《心有千千结》《海鸥飞处》《在水一方》《我是一片云》《雁儿在林梢》等红极一时的台湾60年代至70年代的琼瑶电影故事里，“‘爱情成为唯一的艺术母题，电影内容有意回避政治话题，纾解了社会焦虑，在人性与人情方面深深打动人心”[1]49。“琼瑶电影”以虚无缥缈的爱情传奇，淡化了20世纪60年代的痛苦与躁动，抒发了70年代的温情与风华，张扬着80年代的富裕与浪漫。“琼瑶电影”曾经给台湾及其海外华人观众所营造的爱情王国，同样引起了80年代的中国大陆观众极大兴趣。在“琼瑶电影”的带动下，台湾电影导演李行的《小城故事》、白景瑞导演的《白屋之恋》等影片也都在这样的“逆时差”空间里以细腻的人情书写与人性刻画而对大陆电影同样构成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于是，“琼瑶的故事”“林青霞的演绎”“邓丽君的歌声”都一时间成为了“化学催化剂”，加速着大陆电影摆脱意识形态的干瘪说教，加速回归到正常叙事与正常抒情的轨道上来。

还是在80年代，台湾电影中曾经的那些“古装武侠片”也凭借着海峡那边对中华文化的另一种书写而漂洋过海加入到大陆电影对“娱乐片”的重新认识与理解的历史回眸中。这些“古装武侠片”往往在创作理念上都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