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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认同：琼瑶文学作品对两岸共通意义空间的建构

文学活动本质上也是一种传播活动，作家通过一定的媒介把文学作品内容所包含的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传递给接受者。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具有跨越制度鸿沟、修复历史创痕的重要意义和功能。琼瑶文学作品蕴含的传统中华文化元素，契合两岸人民深层次的共同接受心理。从报纸刊物到电影电视，琼瑶文学作品因应媒介的变迁，在海峡两岸长时间大范围地传播，培育着广大的接受群体，进而构筑了一个共通意义空间，利于巩固两岸人民的文化认同。

琼瑶文学作品；海峡两岸；文学传播；文化接受与认同；共通意义空间

我国幅员辽阔，生活习俗、文化、血缘、语言等都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同胞，由于长时间的分治及社会制度的差异，在交流沟通中存在一定隔阂。尽管如此，两岸人民源远流长血脉文脉相连的事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但只有持续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增进沟通和了解，求同存异。以文学作品为中介进行沟通交流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具有跨越制度鸿沟、修复历史创痕的重要意义和功能。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文化消费主义带动文化产业化、商品化，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高歌猛进，使传统精英文化逐步退守边缘，海峡两岸皆如此。面对这种现状，本文选取那些在两岸都有广泛受众群体的通俗文学作品作为我们研究的切入点，从接受美学和传播学视角出发，将研究聚焦在两岸都有巨大阅读群体的琼瑶作品，说明琼瑶作品因应媒介的变迁，长时间在两岸传播和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探索其在构筑两岸共通意义空间的作用。

一、从小说到影视：琼瑶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变迁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意为真正改变人们行为和思想的，并非是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是促成社会变革的重大甚至是决定性力量。任何文学作品都需要借助媒介传播给接受者，传播方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进而改变人们对文学要素构成的认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出现于17世纪的西欧，印刷术应用和纸质媒介在这一时期开始普及，印刷术的出现，加快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传播载体主要为书籍、刊物、报纸等纸质媒介。在电子传媒时代，鉴于传播媒介对文学活动的重要影响，有学者对艾布拉姆斯以来的围绕文学四要素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了文学研究“五要素”的新研究范式，即认为“文学活动范式由作品、世界、作家、传媒、读者五个基本要素的整体结构和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构成。”［1］尽管该文学研究的范式还不大成熟，但传播媒介对文学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学者王一川认为：没有媒介就没有文学［2］。琼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持续近半个世纪在两岸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始终与媒介变迁密切相关。

琼瑶早期的作品都发表在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等纸质媒介，后期的影视作品大都由其小说改编，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基于电子媒介的影视作品可以说是纸质印刷作品的延伸，是小说在新的媒介载体的呈现。学者南帆说过：“不言而喻，今天的文学是生存于报纸、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之中的文学。”［3］“这些新的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4］包括电视、电影、网络在内的新媒介，使文学形态的边界越来越模糊，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也印证了文学存在形态的丰富性，琼瑶创作历经半个世纪，以各种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给受众。鉴于琼瑶及其文学改编作品的密切关联性，本文所提到的文学作品包括纸质印刷形态的作品和以电子形态呈现的影视作品。

在创作初期，琼瑶作品大都以纸质媒介呈现。20世纪60年代，琼瑶小说都是在《皇冠》杂志和联合报副刊上连载，前者为当时台湾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流行文学刊物之一，后者为当时台湾文学的重要引领者，而身兼《皇冠》社长和“联副”主编的平鑫涛（两人于1979年结婚）对琼瑶非常赏识，积极地为琼瑶作品进行量身定制，安排策划了琼瑶几乎所有的作品在《皇冠》和“联副”出版发行，由此奠定了琼瑶长盛不衰的文学创作生涯。到1960年代后期，电影开始在台湾地区盛行，于是两人共同创立了电影公司，专门负责把琼瑶的小说作品翻拍成电影。自1965的《婉君妹妹》到1983年的《昨夜之灯》，总共近50部琼瑶小说改编为电影，在台湾的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爱情文艺片的主流，成为当时少数能与风行的武侠片抗衡的电影，如1968年《第六个梦》在台北首映时，第二天，联合报以《第六个梦昨天首映受观众欢迎每场都爆满》为题，报道了琼瑶电影受欢迎的盛况。1975年《一帘幽梦》创下台湾自产片三个月内上档两次的辉煌记录。进入80年代，电影行业普遍不景气，台湾地区自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