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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伪装者》在结构主义视野下的分析

《伪装者》作为一部抗日谍战剧，以其独特性给人们带来新的视觉观感。整部剧以明家为主要叙述环境，涉及人物众多，并赋予多重伪装身份，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爱国战争戏。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格雷马斯，他的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为分析《伪装者》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通过角色模式分析其爱国的表层意义，以语义矩阵模式挖掘深层的人性。另外，这部剧又映衬出对90后的认同感、电视剧转型的背后是国民心态、兴趣点的转型等多重现代化意义。

格雷马斯；角色模式；语义矩阵；人性；现代化意义

结构主义是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它主张从事物的整体上，以及整体中诸要素的关联上去考察把握事物。而作品内部存在一种普遍性结构，所以结构主义为作品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视角。格雷马斯是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将文本分析分为两个层面，即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所谓表层结构，指的是在义素层上的行动模式，即角色模式，角色两两之间构成二元对立关系。而对于深层结构的研究，格雷马斯引入“语义矩阵”理论，通过不是对立就是否定的行动素来说明叙述的普遍模式和语法本质，应用语义矩阵对文本分解然后组合的过程中,文本意义得以建立。本文将通过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和语义矩阵理论对影视剧《伪装者》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理解影片的深层含义。而抗日谍战剧《伪装者》改编自张勇的小说《谍战上海滩》,以抗日战争中汪伪政权成立时期为背景，讲述了抗战时期上海滩隐秘战线上国、共、日、伪四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较量。以上海明氏家族四姐弟的视角，诠释了抗战隐蔽战线上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书写了一场场精彩暗战，更彰显出大时代、大家庭以及小人物之间的艺术张力。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作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新的视角审视剧中的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功能关系，并能深入作品结构，探索其深层内涵。

一、角色模式建构爱国信仰

格雷马斯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普洛普有关民间故事的“叙述结构”理论，提出三种“行动素范畴”，即所有的行动都可以适合的三组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并产生故事中的六种角色：主体/客体；遣送者/接受者；帮助者/反对者。这三组对立模式描述了所有叙事中的三个根本模式：(主体/客体)追寻欲望或目的；(遣送者/接受者)交流互通；(帮助者/反对者)对主体的支持或阻碍。格雷马斯认为，所有叙述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色在故事中都发挥着某种特定功能，作品意义也得以产生。结合格雷马斯角色模式来分析《伪装者》，可以发现剧中最基本的叙事结构和表层含义。

《伪装者》是以国、共、日、伪四方为中国的存亡命运作出争斗为剧情主线，为了共同的爱国信仰，国共两党走到一起，与汪伪政府、日军奋力搏杀，为处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带去曙光。但是整部剧并不是以宏大的战斗场面、敌我双方力量的殊异，也不是靠无尽的眼泪与磨难牺牲作为抗战胜利的砝码，而是以四位核心人物即明家四姐弟被赋以双重或多重的伪装身份，进行间谍式伪装作战，以一个大家庭中小人物的命运反观整个国家的兴衰变换，使剧情扑朔迷离，惊心动魄。从各大对立阵营来看，民国时期日军侵略与汪伪傀儡政府叛国使得家国离乱，人民即接受者承受不安之苦，这种处境即遣送者就驱使富有战斗力和领袖力量的共产党来背负重任。共产党作为追寻爱国和救国的信仰，并为此进行智力较量，共产党显然是主体，客体就是爱国信仰和救国这一终极目的。但是，在主体追寻客体的道路上并不是平坦顺利，反对者会成为主体追求远大理想的障碍者，日军和汪伪政府就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的最大反对者，使得革命步履维艰。在整个中国被日军无尽欺凌的境遇下，国民党成为共产党的合作者和帮助者，为战争取得胜利增添筹码。而从剧中的角色关系来看，则显得更加复杂。四位核心人物明镜、明楼、明台和明诚最根本的身份都是共产党，肩负救国的历史重任，是主体。另外黎叔和程锦云也是共产党，是作为帮助者出现，明台的军统特训老师王天风、生死搭档于曼丽，还有军校副官郭骑云身份为国民党，也是明氏姐弟的得力帮手。而在汪伪政府任职的76号特工情报处处长汪曼春和行动处处长梁仲春则为阻碍者，日本特高课更是百般阻挠。

二、语义矩阵彰显人性内涵

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为基础[1]71，格雷马斯提出语义矩阵理论。格雷马斯认为，在叙事文本的所有功能项中，暗含着许多在逻辑上是正反关系的结构，“符号矩阵是一种逻辑，把结构的可能性用图形建构出来，并且这种功能分析把叙述事件与意义的结构元素联系起来；它创建了从过程到系统的一条通道”[2]165。在语义矩阵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对立，即X与其对立面的反X，与X矛盾但不对立的是非X，与反X矛盾但不对立的则是非反X，正是依据这四种角色之间的关系，文本的深层意义才得以衍生。

电视剧《伪装者》深层内涵的显现建构，需要把各大叙事元素安放到对应的结构中。此剧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