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粗俗语翻译的意识形态视阈——以《闻香识女人》的字幕翻译为例.docVIP

电影中粗俗语翻译的意识形态视阈——以《闻香识女人》的字幕翻译为例

以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理论为切入点，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艺术、道德三个层面审视了意识形态对影片《闻香识女人》中粗俗语翻译的影响。指出，为了通过电影审查、迎合中国观众“文以载道”的艺术审美心理、遵循传统伦理道德，该片中的粗俗语都被淡化甚至“改写”，从而遮蔽了主人公中校放荡形骸的一面，对电影中中校的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建构，“改写”理论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为电影字幕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闻香识女人》；字幕翻译；粗俗语；改写；意识形态；形象建构

１引言

随着我国与英美国家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近年来英语电影的引进及译制也逐步升温。历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更是备受青睐。电影《闻香识女人》就是这样一部佼佼者。剧中双目失明的退役中校Frank的扮演者就是凭借此片首度问鼎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和许多同类影片一样，片中的粗俗语也是一大特色。同是奥斯卡获奖影片的电影《教父》，其中的粗话据统计达52处之多[1]。电影字幕翻译中如何处理这类粗俗语，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但此类研究目前多从语言层面着手，忽略了非文本/脚本因素对译制者的制约即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本文引入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改写”（rewriting）理论，把该片粗俗语的翻译放到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力图为影视片中粗俗语的翻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意识形态与翻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译学研究出现了从译出语中心（source-textoriented）向译入语中心（target-textoriented）、作者向译者、指导性（prescriptive）向描述性（descriptive）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翻译研究已经摆脱狭隘的语言文字层面的束缚，进入了更广阔的跨文化语境研究。翻译研究学派认为翻译就是对原作的“改写”（rewriting），所有的改写都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改写”是一种操控（manipulation），它为权力而服务[2]。“改写”理论第一次把意识形态引入了翻译研究。Lefevere认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就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或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即“赞助人”（patronage）；“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对诗学的控制，则是由他们赋予专业人士权威性来加以管制[3]。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Lefevere就同时强调，制约译者选择文本形式和翻译题材及进一步展开翻译的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局限于政治层面，它还包括约束我们日常行动的各种礼仪、社会习俗和信念。这也与《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第5版）对“意识形态”的释义相一致：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

因此，如果能摆脱传统的、强调文从字顺、亦步亦趋的“忠实”翻译观，从意识形态中政治、艺术、道德等具体的层面出发，考察电影字幕翻译中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操控粗俗语的翻译，一定会有新的发现。西方的影视翻译研究就意识到，影视翻译不仅只是简单的译术问题，而是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电影进口政策、本土电影强弱等多种因素密不可分①[4]。本文拟从上述的改写理论入手，探讨意识形态的政治、艺术和道德三个层面对《闻香识女人》中粗俗语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2.1意识形态的政治层面与电影字幕粗俗语的翻译

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是80年代以来中国影视文化的一个明显特征[5]。在电影制片方面，表现在加强了电影剧本的审批和电影生产的规划，制定了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国家和电影管理机构还先后颁布了《电影管理条例》等法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审查标准中明确规定：电影片中夹含有淫秽庸俗内容，不符合道德规范和观众欣赏习惯的个别情节、语言或画面，应当删减、修改[6]。可见《闻香识女人》中一些涉及淫乱、口交、性交的粗俗语不经过处理，是很难通过电影审查部门的相关规定的。

2.2意识形态的艺术层面与电影字幕粗俗语的翻译

中国影视美学的文化属性，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反映出一种“教化需求”与较浓的“伦理观念”[7]。受此影响，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在电影的思想内容上，主要体现为要求文以载道，表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生态度[8]。由于受到长期主流电影的培养，已经形成接受教化、灌输和英雄书写的观影期待，但在跨国化的电影中，观众看到的是完全不同于本土电影的生活形态、情感趋向和英雄形象[9]。尽管这种差距和鸿沟会随着西方影片的不断输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