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和《傲慢与偏见》中乡绅形象之比较.docVIP

《儒林外史》和《傲慢与偏见》中乡绅形象之比较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成书于18世纪中期，是清代前期白话长篇小说的代表，是被鲁迅誉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1]的现实主义著作，其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乡绅形象。英国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成书于1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小说人物的塑造往往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书中详细描写了乡绅的日常生活。这两部作品同属于现实主义，为我们结合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分析其乡绅形象的共性和差异性提供了可行性。

一、《儒林外史》和《傲慢与偏见》中乡绅形象的共性

乡绅指居乡士绅，中国史学界认为乡绅是“居乡官宦的特指”[2]，而英国史学家明格则认为17世纪的乡绅包括：男爵、骑士、缙绅和可称作绅士的约曼与农场主[注]英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出现的乡绅概念，学界没有统一的观点，明格认为乡绅的核心是由中等土地所有者构成。详见王乃耀《英国都铎时期经济研究——英国都铎时期乡镇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页。。尽管对乡绅的定义有所不同，但两国史学界都承认乡绅具有普通乡民不具有的特征，也都承认乡绅是一个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特殊阶层。既然《儒林外史》和《傲慢与偏见》中的乡绅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二者之间就必然有着一定的共同特征。具体来看，这些共同特征可以从乡绅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中得到体现。

首先，乡绅阶层与生活在乡村的其他阶层相比，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政治地位较高。无论中国还是英国，乡绅身份的获得都应该与政治相关，因此，一个人一旦成为一名乡绅，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交游的人群以及在地方事务上的影响力，都会明显优于一般乡民乃至富农。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尤其明显，比如在第四回中，滕和尚因受人陷害被抓入县衙，但当已经中举、成为乡绅的范进“拿帖子向知县说了”[3]46，为他求情时，知县马上“差班头将和尚解放，女人着交美之领了家去”[3]46。范进可以凭借自己的乡绅身份随心所欲地干预地方司法活动，其政治权力可见一斑。而在《傲慢与偏见》中，虽然作者仅仅描写了几件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但从这几件活动中也可以管窥乡绅的政治地位。如凯瑟琳夫人对地方司法活动的干预：“伊丽莎白立刻就发觉，这位贵妇人虽然没有担任郡里的司法职使，可是事实上她等于是她自己这个教区里最积极的法官。”[4]158凯瑟琳夫人本人并不是官员，但可以随意插手社会事务，其政治地位之高自然不言而喻。

其次，两部作品中乡绅的共同特点还体现在他们拥有的经济实力上，他们都属于乡村社会中比较富有的阶层。尽管他们未必是乡村社会中最富裕的人群，如《儒林外史》中的万雪斋等盐商就远比庄绍光等乡绅富有，但整体来看，两部作品中乡绅的经济实力在乡村中仍然有绝对的优势。例如，《儒林外史》中举人身份的张静斋，不仅出行有轿子仆役，穿着不凡，“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3]40，而且出手阔绰，贺范进中举就送出了50两银子和三进三间的住宅。而《傲慢与偏见》对这方面的描写则更多，如描写凯瑟琳家的富贵：“威廉爵士虽说当年也曾进宫觐见过皇上，可是看到四周围这般的富贵气派，也不禁完全给吓住了。”[4]151

最后，两部作品中出现的乡绅形象在文化层面也有共同点：文化水平较高，文化活动频繁。由于中英两国乡绅物质生活衣食无忧，因此自然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可以用来从事文化活动。《儒林外史》就大量描写了乡绅们的文化活动，如第三十六、三十七回中，一众乡绅不仅重修了泰伯祠，更为之举办了符合儒家要求的一整套礼仪活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同样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乡绅们对文化活动的重视，如乡绅们认为，一名女性要“精通音乐、歌唱、图画、舞蹈以及现代语文”[4]38才可以算是有才艺；又如主人公伊丽莎白仅仅是小乡绅的女儿，但其家庭同样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家里经常鼓励我们好好读书，也能请到必要的教师。”[4]154总之，无论是《儒林外史》还是《傲慢与偏见》，乡绅的文化水平之高、文化活动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一般乡民。

然而，尽管属于同一阶层，《儒林外史》和《傲慢与偏见》中的乡绅形象却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差异性。具体来看，二者在身份属性、行为属性和道德属性上有明显差异,这一差异与中英两国18—19世纪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二、文化视域下的《儒林外史》和《傲慢与偏见》中乡绅形象的差异性

(一)阶层流动制度影响下的乡绅身份属性差异

乡绅阶层社会地位较高，这种社会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主体采取一定措施才能获得。两部作品对乡绅身份的界定标准并不一致，这反映了18—19世纪中英阶层流动制度差异影响下两国乡绅身份政治主导性与经济主导性的区别。

1.科举制度下中国乡绅身份的政治主导性

在《儒林外史》中，曾经为官或具有为官资格是界定乡绅身份的关键，而资产的多少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体现了中国乡绅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