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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学北碑”考辨

一、“刘墉学北碑”的提出与影响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谥文清，山东诸城人。刘氏生于官宦世家，乾隆年间中进士后历任要职，嘉庆初升任大学士并加太子少保，系乾嘉年间重要政治家。刘墉不仅身居高位，书法上亦颇有造诣。刘氏一生转益多师，晚年方错综群法，自成一家。初看刘墉书作，常有软弱无骨、全无法度之感，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其自然天成、“绵里藏铁”。张廷济赞其“数百年一大宗匠”[1]，而刘恒认为刘墉“为清代帖学书法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2]。可见刘氏书法，在当时及后世皆享有盛誉，是清代书法的一座高峰。

刘墉书法成就甚高，故而很多文献记载了其书法事迹。这其中，涉及刘墉师承者占有相当比例。大体来讲，这些记载所持观点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刘墉远绍帖学名家，集清代帖学之大成。梁同书说：“今之能为魏晋人书者，惟石庵先生。”[3]康有为则称：“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4]陈希祖赞叹道：“二百年士大夫善学华亭者惟诸城耳。”[5]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刘墉早年出入帖学名家，晚年专研北碑。这种观点最先由包世臣提出，包氏所著《艺舟双楫》记载：“文清少习香光，壮迁坡老，七十以后，潜心北朝碑版。”[6]又载：“诸城壮岁得力思翁，继由坡老以窥阁本，晚乃归于北魏碑志，所诣遂出两家之外。”[7]包氏之论尤其强调刘墉学习北碑，认为这是其超越前人的关键所在。由此来看，包氏虽未明说，但却把刘氏视为碑学[8]书家。此外，左宗棠也认为“文清书法由北派溯源”[9]，近人王潜刚《清人书评》亦称刘墉“汉魏碑少用功”[10]。现代论文中，援引包氏之论证明刘墉开碑学风气之先者亦不在少数。[11]可以说“刘墉学北碑”之论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两种观点的差异，集中在刘墉是否学过北碑一事上。刘墉活动于乾嘉年间，其时碑学正处于萌芽阶段。故刘墉是否学北碑，不仅关系到刘氏的师承问题，更关系到碑学开创者的重要问题。而若刘墉并未学过北碑，这些论证皆为无根之木，其结论自然不足为信。因此澄清刘墉学北碑一事，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刘墉学北碑”之论缺乏文献佐证

刘墉书法有着广泛影响，表现之一就是其书作流传颇广，且清人著述中对于其书法事迹记录甚多。尽管如此，印证包氏“刘墉学北碑”之论的有力证据却难得一见。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刘墉传世书迹未见北碑作品；第二，刘墉论书文献并未提及北碑；第三，包世臣之前的清代学者无一人提及刘墉学习北碑之事。

（一）刘墉传世书迹

刘墉是乾嘉时期书法名家，作品保存至今者甚多，若能从其中找出北碑作品，则包氏之论将无法辩驳。然而刘墉的书法，是转益多师兼取众长而成，即使晚年专学北碑，也不会只体现北碑的特点，所以某件作品到底受何家何帖影响实难说清。欲想从刘氏书迹认定其学北碑，除非有北碑临作为证。查阅《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等书可知，刘墉传世书迹中的确有相当比例的临摹之作，然而却都是临摹锺繇、赵孟等，未见有关北碑者。当然，笔者所见刘墉作品有限，但《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主编张其凤也注意到此问题，张氏曾费数年精力搜访刘墉书迹，各处所藏皆得以过目，然仍难觅北碑临摹作品。张氏认为，此事实虽无法否定刘墉学北碑，但至少证明北碑非主要学习内容。[12]此说诚是，如刘墉果真“潜心北朝碑版”，不至于无一件临作保留至今。所以刘墉“潜心北朝碑版”之论恐与真实情况不符。

刘墉后期书法以拙朴厚重为时人所重。这恰与碑学主张相合，易于使人认为是北碑的影响。但有一点需要注意，拙朴厚重，并非碑学的独有特点。早在南朝宋时，虞龢便指出锺繇和王献之二人书法有着质妍之别，后又有孙过庭等人对“古质今妍”一说继续发挥。一千余年来，锺繇书法都被认为是古拙质朴的，刘墉书法的拙厚也完全可能是得益于锺繇。更多人倾向于相信刘墉学习北碑，除根据刘墉书法特点推测以外，还有两点原因：一是《艺舟双楫》造成的影响；二是碑学恰将兴起，似乎刘墉学北碑是顺潮流而动，而并非有其他过硬证据。

说刘墉书法得益于锺繇，恰有证据可以佐证。上文提到刘氏书法很多为临作，这其中就有数种为临摹锺繇者。仅就《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而言，就可见刘墉于乾隆六十年（1795）临《力命表》[13]，嘉庆六年（1801）临《昨疏还示帖》[14]，以及临《荐季直表》[15]等。而且刘墉曾自称：“远绍（锺）太傅。”细观刘墉小楷，其形质与神采皆与传锺繇书迹接近，二者表现出很明显的继承关系，且刘墉行草书的用笔也暗合于锺书韵味。因此刘墉晚年书法能愈加古拙，与其说学北碑所致，不如说是受到锺繇的影响。

（二）刘墉论书文献

刘墉的论书文献并不成系统，主要见于两处，一是《刘文清遗集》中与书法有关的诗，二是刘墉的题识、题跋。

《刘文清遗集》的论书诗，以《学书偶成三十首用元遗山论书绝句韵》内容最为丰富，体现刘墉主张较多。这一组诗中，刘墉系统评价蔡邕、锺繇以下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