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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协同：新媒体时代“饭圈”治理机制探究

摘要：近年来，作为“圈层文化”的典型代表，“饭圈”舆论聚集时有发生，形成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的网络舆论冲击乃至网络集体行动。频频发生的“饭圈”乱象与技术异化、宽松环境、资本驱动密不可分，但同时也是心理需求、民主表达的外显和异化，“饭圈”乱象治理关乎国家现代治理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青少年成长健康的时代课题。本文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的“饭圈”乱象，提出治理思路。

关键词：圈层文化；饭圈文化；清朗行动；多元协同

“圈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成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外因来看，第一，科技的高速发展、社交平台的搭建无疑是“圈层文化”形成的重要技术前提；第二，宽松的网络环境、“同心圆”的友好政策为其多元化发展、蔓延式扩张提供可能；第三，嗅到商机的资本下场添柴加火，“圈层”发展得以如火如荼。从内因来看，“圈层”的形成实则是心理需求、民主意识觉醒的外显与异化。一方面，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诉诸网络平台拉近物理距离聊以慰藉成为部分青年排遣孤独、抒发情绪的首选；另一方面，人们在这种分享、输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满足、彰显个性的同时，获得认同与归属。

一、“饭圈”乱象治理的现实困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饭圈”乱象治理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虽效果显著，但止于账号关停显然不是管长管久管根本的长久之计。

（一）破“茧”受阻

由于受到自我兴趣偏好的引导，网络群体出现分化或类聚，相同关注和取向的群体专注于同“圈层”内信息的收集整理而对圈外信息选择性吸收，将自我封闭进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在圈内的交流固然高效，但带来更多的是理性的丧失、认知的偏差、判断力的消解。高度同质与强烈排他的封闭社群阻滞了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向内辐射的可能，加之普遍设有的准入门槛，给治理工作带来极大阻碍。

同一“圈层”有相似的价值偏好，这是“圈层文化”形成的基础。“饭圈”是由追星粉丝自发组成的文娱社群逐渐发展而来的有组织、专业化的利益圈层。在已然成形的“饭圈回音室”里，对喜欢艺人的赞美被无限放大、反复扩散，而不利的声音则只会招来谩骂与攻讦，如果对目标圈层缺乏了解，将难以与其进行沟通，更别说有效整改了。[1]

圈层的行为活动受意见领袖指挥得以高效运作，但也不乏资本方下场推波助澜。“饭圈”意见领袖在“饭圈”被称为粉头或站姐，除一部分“真爱粉”外，其背后多为资本运作，有明星经纪公司对明星进行包装，以迎合市场或以“卖惨”来博取同情、套牢粉丝；也有带节奏的“大V”、水军有意识地进行诱导和鼓动，计划在粉丝经济市场分一杯羹，其行为的深层逻辑都是为满足“拜物”欲望、实现流量变现。

（二）法制缺位

为避免网络法治虚无时代的到来，网络法制建设一直是法治工作的重中之重。一系列网络法律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网络乱象的持续蔓延与恶化，但因互联网发展迅速复杂、网络犯罪难以量刑、网络普法难度大、网民结构庞杂等特点，网络法制的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有滞后和不完善的特点。

雇用网络水军若只进行自我炒作而没有侵犯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就可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是个人的自由界限，也是操控水军的公关公司的自由边界。刑法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措施，触角不宜过长，有必要适当保持谦抑，在法治的框架下有所作为，有所不为，所以，相关娱乐治理制度的构建完善才是促进“饭圈”生态良性发展的关键。

（三）网民庞杂

互联网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了跨时代的重要作用，先进的技术使互联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场所”，庞杂的网民结构也不断冲击着摇摇欲坠的现有网络治理体系。2023年3月2日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其中，城镇网民规模为7.59亿，农村网民规模为3.08亿，50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提升至30.8%；截至2021年，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连续四年保持增长态势，互联网普及率为96.8%，未成年人接触互联网的低龄化趋势更加明显。显然，参与互联网衍生活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娱乐消遣。[2]

高普及度的互联网环境中网民素质参差不齐，认知绝对的低素质网民往往自动屏蔽相对立的观点，观点的争论更易上升为语言的攻击、肉体的争斗，在“饭圈”中通常表现为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盲目追星且法律意识淡薄、互撕谩骂、人身攻击等行为。除此之外，网民中青少年粉丝的动向值得特别关注，在治理工作中有必要给予青少年个性化、差异化精神需求尊重和包容的同时，为其脆弱性和幼稚性保驾护航。[3]

二、“饭圈”乱象的治理策略——多元协同

厘清“饭圈”内部机理是圈层治理的突破口之一，需要严控“饭圈”生成的“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