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韵俚风：评戏与近代天津城市社会生活.doc

乡韵俚风：评戏与近代天津城市社会生活

摘要：评戏成长于天津，是天津市井文化中不容忽视的因子。近代以来，受新式文明冲击，天津的传统生活方式及文化观念产生裂变和重组，整个地区的社会风貌发生显著变化。这种情况下，近代天津文化环境对评戏进行重塑，同时评戏也对天津市民的娱乐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以评戏作为考察对象，将其置于近代天津的城市社会变迁之中，对它走进天津的历程、在天津面临的处境、所形成的区域特色评戏文化以及所做的结构、组织、人员的调整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评戏;近代天津;社会生活

评戏又称莲花落、蹦蹦戏、平腔梆子戏。在悠远流长的中国戏剧史上，可谓一颗“新星”。它在原本莲花落的基础上，汲取了东北蹦蹦、乐亭大鼓、秧歌小调、河北梆子、渔鼓等多种艺术形式，经由成兆才、月明珠、花莲舫、白玉霜、小白玉霜、新凤霞等几代艺术家革新，成为如今大众喜闻乐见的剧种。评戏虽发源自冀东农村，但成长壮大却在天津，并在当地民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探讨评戏与天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制，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民众、曲艺在近代新旧混杂的熔炉中所面临的处境和抉择。

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看，关之曲艺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京剧、昆曲、弹词等，这为戏曲史学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徐建雄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1867-1949）》[1]从伶人、市民、戏院等多方面展现海派京剧与上海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对海派京剧在公共领域的建构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曲艺史学研究范式;张远的《近代平津沪的城市女演员（1900-1937）》[2]将近代戏曲女演員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情态、形象塑造及与观众的互动等置于妇女史、城市史、社会史的脉络之中，对近代女性形象和社会领域的构建颇有见地;黄育馥的《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1902-1937）》[3]将作为跷的兴废置于性别和社会文化中，突破了艺术史、技术史研究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一些研究对性别与社会文化互动、曲艺与公共领域建构等方面进行论述，不仅突破了艺术史、技术史研究的限制，同时也以小见大，为学人从戏曲角度探讨近代区域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佳的理路（1）。学界对近代评戏的探讨，除通论性著作有所涉及外，主要有黄景辉的《互动与创生——以评戏在天津的成长为中心（1890—1937）》[4]，该文考察了评戏与近代天津社会的互动与发展;李志红《评剧与近代冀东社会》[5]从文化艺术视角，窥视了近代冀东社会的巨变和特点。以上研究均反映了评戏与区域社会的结合，但在动态变化、脉络梳理和性别建构上仍存在一定挖掘空间。基于此，笔者试图将其放置于近代天津的城市社会的变迁之中，对于它走进天津的历程、在城市中面临的处境和组织结构调整的动态进行梳理，进一步分析评戏与近代天津都市生活、市民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从冀东农村到天津：评戏的形成与兴起

评戏发源于冀东农村，又在天津等城市地区得以推广、流行。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为自身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的民众根基。同时在近代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大背景下，评戏艺人愿将这种社会变迁下的波澜带入到戏剧创作中，天津工业化的更迭也将潺潺新流输送至农村。在“新思想”与“旧天性”的双重作用下，评戏不断以新面目迎合大众。因此，评戏与近代天津地区的民众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

（一）发展概况

评戏萌自河北滦县一带，是在莲花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莲花落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1796年至1820年之间，流行于宝坻、迁安、三河等农村的莲花落已由自说自唱发展为彩扮，即对口莲花落。它采取男女对唱的形式，类似于东北歌舞“蹦蹦”。“光绪十七年，有些东北蹦蹦艺人，从锦州到冀东来，住在客店里，许多赶大车的和来往客商也在店里住着，他们就包上头，在店里打地摊唱或围着桌子唱，唱完了要个钱维持生活。蹦蹦腔调好听，冀东人学起来也不困难，大家就拿着唱本学，词句好学，板头要费点劲。”[6]鉴于形式的类同性，莲花落在蹦蹦传入关内后迅速汲取了这种曲艺特点。随着观众品戏口味的独特化，二人“对口”演唱的形式已不能满足传统需要，加之落子唱腔的更进，“拆出”表演的形式普及开来。后来在河北梆子、滦州皮影和喇叭腔的影响下，莲花落艺人根据民众需要进行革新，使演唱逐渐形成评戏雏形。这也说明，评戏到后来之所以深得天津民众推捧，与它根植社会，顺应娱乐形式和生产生活变迁是分不开的。

（二）天津评戏的生存环境

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开埠，贸易活动频繁，天津跃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7]。商业贸易崛起刺激了生产需求量的增加，尤其是民国二十至三十年代，天津近代城市工业体系逐渐形成。据统计，在1914—1926年，天津新开设的资本额在万元以上的民族资本工业共计44家[8]。近代工业的触延，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使得大量外来劳力涌入天津从事生产建设，从表1可以探知近代天津人口变化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