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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川绿营军器研究

摘要：尽管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中已经见识过西方武器的巨大威力，中国的军事将领们却仍然对使用这些武器抱有疑虑。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战争所带来的现实需求显然有助于推动中国军队的将领们打消顾虑。大规模的内战，不单有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新式勇营部队兴起，旧式的绿营军队中亦通过总结战争经验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有关淮勇营部队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而針对这一时期绿营军队发展态势的研究却鲜有报道。本文以清代晚期同治、光绪年间的四川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考察这一时期四川绿营军的军器种类、性能和实战效果。通过分析发现，西方武器的影响已经可以见诸于军队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晚清;绿营;军器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通过对比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和英国双方军事装备的编制、性能及制作手段和保养效果，对战前及战争过程之中的中国军事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进行了详细的阐述[1]。罗尔纲先生在《绿营兵志》中，对清代绿营军队的武器装备及其编制进行了考证研究[2]。欧阳泰先生的《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从火药武器在中国的起源开始，对自唐宋一直到晚清的东方火器发展及同时期的西方火器进行了梳理和比较[3]。大略而言，上述研究对19世纪40年代在西方影响之下中国军队的武器及技战术水准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而关于之后出现的湘淮勇营部队的研究成果则更为丰硕。

相对而言，绿营军队军事装备的发展态势，包括兵器装备的种类、编制、性能和使用情况等等问题，则尚少有提及。本文拟以清代晚期同治、光绪年间的四川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考察这一时期四川绿营军的军器种类、性能和实战效果，以期对该时段内中国军事的发展进程研究有所补遗。

一、咸丰、同治年间的四川绿营军器：编制与库存

19世纪50-60年代接连而起的太平天国、捻军等诸役，使得西方的新式火器及其他技术渐次传入中国。

在军事层面上，西式的前膛燧发枪、击发枪乃至于较早型号的后堂撞针枪械的传入，大大增强了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部队及其对手太平军的火力，亦促使军事战术产生了变化[4]。在同一时期，绿营作为清朝主要军事力量的职能开始为“新式”的勇营所取代。然而，勇营人数有限，绿营仍然是维护地方治安的主要力量。在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绿营依旧是清廷所能依靠的主要军事存在[5]。

在军器编制上，《皇朝兵制考略》对四川驻防军队的军器总额做了记载。据其书《直省各标镇协营原设枪炮数目》表载，四川各军共有大小炮七百六十四位，鸟枪一万八千七百六十杆。其后，《各省增添枪炮数目》表中又载四川本地于道光二十一年（1839）五月，经由“驻藏大臣孟（保），奏添抬炮二十尊”，咸丰二年（1851）十月，“总督徐，奏捐铸劈山炮五十尊”[6]。与同表其他各省比较，四川省的大小火炮存量为全国最少，较之第二少的湖北（八百九十五尊）尚有百尊之差，而鸟枪则尤其之多，较京畿重地的直隶省多出四百余杆。若再以同书所载道光三十年（1848）兵部册档中的四川兵额总数，则四川驻军中的火器配备概率，当不低于总兵数目的百分之六十[6]。

咸丰、同治年间驻防四川各地的绿营兵，在其军事装备上体现出一种轻装化、火器化的特点，这既是清廷依据各地地势及水路的具体情况，令绿营军“因地制宜，酌定规制”的体现，亦说明四川的绿营在装备上有一定的独特之处。

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39）刻《龙安府志·武备志》中即载，龙安“现存各营汛实在马步战守兵四百六十二名”，而“额设劈山炮五位，子母炮五位，威字号缠丝鸟枪二百七十二杆。”此外，尚有“东西二门各安铁炮一位，南门安设铜炮一位”[7]。从数字上看，龙安营中鸟枪兵已经占总兵力的六成。营中所设劈山炮、子母炮，是两种轻型火炮，关于其性能，《兰州纪略》中称：“至兰州旧存子母炮仅与鸟枪无异，施放不能及远，又威远炮八尊，子重十六两至二十两，轰击稍远，而施放时易于跳动，又无准头，俱不甚得力。现已照四川劈山炮式样制成二十尊，击打贼营，甚为便捷得力。”[8]可见所谓子母炮者仅仅是威力比同鸟枪的羽量级火器，而劈山炮则其射程、准确度及威力都要较前者为佳。

另一个事例则来自同治九年（1870），在时任会理知州的邓仁垣所修《会理州志》第七卷《武备志》，对驻扎当地的会川、永定二营军队所配备军器的种类、数额及添补情况有详细的记载。据载，会理州内会川营额设“马兵四十三名，战兵八十七名，守兵三百一十三名，共马步战守兵四百四十三名”;永定营“马兵十五名，战兵六十二名，守兵一百六十三名，共马步战守兵二百四十名”。热兵器方面，会川营按编制拥有劈山炮五位，大枪三十五杆，五子炮一位，鸟机三杆，鸟枪二百二十二杆，后又新添劈山炮六位，镇边劈山炮一位，抬炮六位，抬枪三十九杆，鸟枪六十杆。所谓“大枪”同《大清会典图》所记载的“自来火大枪”类似，是一种大型的火枪[9]。据《中西兵略指掌》所载，五